对话人物

　　朱玉朝，男，44岁，海淀区看守所所长。有10多年基层民警的工作经历，曾任中关村派出所所长、万寿寺派出所所长，今年1月，调任海淀区看守所所长。

　　对话动机

　　为了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海淀区看守所率先取消要求在押人员抱头 蹲地的做法，具体就是在押人员接受审讯时，也不用抱头蹲地，而是像在法院接受审讯时一样，有把椅子坐。

　　6月17日，由于成功而有效实践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海淀区看守所被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双加强、双保障”（“加强监管执法，加强法律监督；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同时也受到北京市公安局的通报表扬。

　　为此，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海淀区看守所所长朱玉朝。

　　6月18日，本报曾以“取消抱头蹲地为在押人员减压”为题对海淀区看守所进行过报道。

　　在该报道中，海淀区看守所所长朱玉朝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在押人员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他们的自尊、人格要得到保障。”

　　按照朱玉朝的理解，“看守所内的情况就是干警同在押人员这对矛盾关系”。那么很多人就会关心，海淀区看守所怎么处理这样的矛盾关系，而其实施的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朱玉朝给出的答案就是：他们（在押人员）对负责管教的干警的抵触情绪减少了。

　　海淀区看守所的实践得到了公安部和最高检的肯定，然而正如朱玉朝最后说的那样：“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完美，细节方面还需加强和完善。”

　　10多年派出所工作经验在看守所不管用

　　新京报：朱所长，您好，先说说海淀区看守所的大概情况吧。

　　朱玉朝

　　（以下简称“朱”）：看守所有300多名干警，有在押人员3000多人、监室160余间。

　　新京报：能否再详细一点？

　　朱：其实看守所内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从根本上来说，看守所内的情况就是干警同在押人员这对矛盾关系。我来海淀区看守所也没多长时间，也是刚刚接手，很多事情，需要去熟悉，熟悉我的同事和在押人员，我更需要时间去摸索这种“矛盾”关系。

　　新京报：那具体是什么时间接手海淀区看守所的呢？

　　朱：今年1月8日，到看守所正式上任，我之前是在派出所工作。

　　新京报：从派出所所长到看守所所长，这种角色的跨越，能适应吗？

　　朱：有点麻烦！以前在派出所干了10多年，那些年积累的工作经验，拿到看守所是不管用的，我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看守所了解工作。累一点无所谓，四五天才能回一次家，但这是我的工作。

　　从细节着手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

　　新京报：不久前，京城媒体都报道了海淀看守所取消要求在押人员抱头蹲地的做法。这种实践似乎很突然，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

　　朱：不突然，我们的工作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的。

　　去年3月，公安部、最高检提出“双加强、双保障”后，看守所就琢磨从哪些细节着手，才能真正体现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要求。最明显的，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在押人员接受审讯时不再抱头蹲地。

　　新京报：据我们所了解的，公安部、最高检已将海淀区看守所评定为“双加强、双保障”示范单位。除了取消抱头蹲地的做法，你们还尝试了哪些更具体的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做法？

　　朱：从细微处入手，比如在每个筒道口、照相室、安检室安置了凳子和衣服挂钩，以前我们在细节方面的确做得不够。

　　看守所干警形象就是政府形象的一个侧面

　　新京报：在看守所内，干警同在押人员是一对矛盾关系。那么，你们如何界定在押人员在你们心中的位置呢？

　　朱：要从观念上转变对他们的看法。是的，他们是犯了罪、违了法，但是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有做人的基本尊严。我们的管教很少训斥在押人员，即使在押人员在里面犯了错，我们更多的还是引导和教导。

　　人性化的管理，可以帮助和教育在押人员，让他们能够理解：政府是在挽救和帮助他们。另外一点，（在押人员）刑满后还要回归社会，他们会对爱人、孩子以及周围的亲朋、街坊谈到自己在看守所的经历，会把自己的感受告诉周围人。我希望海淀区看守所在外面有一个好的口碑，我一直认为看守所干警的形象就是政府形象的一个侧面。

　　新京报：既然看守所管教能够体现政府形象，那么你们为在押人员做了哪些实际而有效的实践？

　　朱：看守所有患病的在押人员，我们就安排12名内着警服、外穿白大褂的专职医务人员，每天3次到筒道巡诊，将药亲手送到他们手中，要“监督”他们服药。每天晚上7点半，看守所领导带着管教、大夫，拿着名单再巡查一次。

　　到了传统节日，我们会给在押人员免费提供一些节日食品，这个端午节，食堂师傅就为每位在押人员送上两个粽子。

　　前几天北京天气特别热，气温升到38℃时，我们从外面买回来一些雪糕让在押人员消暑。

　　新京报：在你们看来，你们的做法充满了人情味；可是不清楚在押人员内心里是否对此非常认同呢？难道他们会因为你们更尊重他们的权益而对你们说真心话，做真心事，这怎么判断呢？

　　朱：从他们的情绪可以判断啊！我们采取那些人性化的做法后，他们对负责管教的干警的抵触情绪减少了，能够配合干警的工作了。

　　在押人员现在很积极地检举、揭发违反监规的在押人员和坦白自己的过失，这在以前并不多见。

　　新京报：尽管你谦虚地说自己还需要时间去熟悉海淀看守所的情况，然而半年时间过去了，在你的脑海里，应该有让你感触特别深的在押人员吧。

　　朱：有。5月13日，看守所进来一个盗窃女疑犯。经体检，我们发现她患有尿毒症。

　　这样，看守所每周都要带她去做两次透析治疗，巡查的看守所领导基本上每天都要去过问一下她的身体状况。

　　这名女疑犯看病所需的医疗费都是由政府出的。

　　还有一名在押人员家在丰台，拘留期间，他的老父亲死了，灵堂设在家里，还没有下葬。这名在押人员流着泪请求看守所让他回家看老父亲最后一眼。由于是在拘留期，还没有结案，严格来说是不允许和外界接触的。找分局领导请示后，让这名在押人员马上通知家里到当地派出所和村委会开证明。

　　把证明开好，找分局局长签字，我让警车停在村口，给他解了手铐、脚镣。穿警服的民警留在车内，一位穿便衣的科长陪他拜祭他的老父亲。

　　“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完美”

　　新京报：在押人员如何打发一天的时间？

　　朱：每天都要保证给在押人员放风时间，尤其是到了夏天能有一天两次的放风，保证一周能够晒两次被子。

　　每天早上9点，让在押人员看会儿电视，到中午12点，看半个小时的法制节目。到了下午两点半后，让在押人员边看电视边做些手工活。

　　新京报：在押人员对这些手工活没有抵触情绪？

　　朱：应该有，有的在押人员就觉得做这些手工活没有意思。我必须解释一下：这些简单手工活都是从社会上招揽来的，在押人员的劳动创造了一定的价值，其中一部分钱最后都用到了在押人员自己身上。每个月的文明个人评选，购买奖品需要大约6000元左右，部分籍贯在外地的在押人员的伙食费也是用这些钱来支付。

　　另外，做手工活也是缓解精神压力的一个途径。为了更好地缓解在押人员的精神压力，我们看守所在内部办了一份名叫《新海报》的报纸，每月出报一期；逢年过节时，我们会组织在押人员出演节目。

　　报纸内容全部由在押人员自己投稿，包括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形式。这份报纸类似于一个交流园地，让每个在押人员都能充分展现自己。

　　看守所每个月都要评选文明监室和文明个人，被评上后，看守所要兑现奖励，把买来的香皂、毛巾和拖鞋等日用品奖励给个人。投稿和表演节目都会在评选文明个人时“加分”给在押人员。

　　新京报：以前听你说过，看守所让每位在押人员都学习法律知识，这是不是太过形式化，会达到你们所预想的效果吗？

　　朱：形式是需要的，更关键的是将法律知识灌输到在押人员的意识当中，效果会慢慢体现。

　　新京报：通过对话，我们了解了很多有价值的细节。

　　这或许会推翻外界的想象，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在押人员同看守所干警仅仅是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而在你的描述中，似乎处处和谐，这真实吗？

　　朱：我们不可能做到绝对完美，细节方面还需加强和完善，比如现在还存在个别管教训斥在押人员的现象，我们将坚决杜绝。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刘建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