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攻晋城外，晋南部队还围攻过高平、阳城、长子等县城，并取得了在太义镇烧毁敌粮弹车50辆，破坏铁路公路，使侯马以南同蒲路运输中断等破击战果。在杀敌方面，当时国民党中央社洛阳9月17日 电说：“我军于11日起开始全面攻击，连日以来，英勇冲杀，歼敌数千。”

    同八路军夺名关，毁井陉、正太路，中断平汉、同蒲、津浦等干线交通，歼敌上万的战绩相比，晋南部队的战果不明显。9月25日蒋介石下令停止攻击。

    这大体有两个原因。

    其一，敌军兵力比较雄厚，而晋南部队一开始就以重要县城为主要攻击目标。

    更重要的是卫立煌的用兵思想，是以防守中条山现有阵地为主，唯恐日军乘虚攻击，因而不敢集中优势兵力猛击日军。如卫立煌的基干部队第14集团军便没有出击。

    自1938年春季进入中条山地区以来，卫立煌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经营这一防区，并自称其为中国的“马其诺防线”。每到一地演讲，他就要谈到他的“马其诺防线”，其得意之情，就像初期谈忻口会战。

    中条山背靠黄河，守卫着茅津渡（河南为三门峡）、风陵渡（河南为潼关）两大黄河渡口，是洛阳与西安的屏障。另一方面，华北敌后战场此时还有50万国民党军队，一半集中在中条山地区，中条山成了全华北国民党军队最重要的基地。因其他国民党军队大多是杂牌军，如绥远是傅作义率领的晋绥军，山东是于学忠率领的原东北军，晋西是阎锡山的晋军，所以，对中央军而言，中条山又是惟一一个敌后的基地。如此说来，卫立煌以守为主，不敢大举出击也有其理由。

    但中条山地区，仅1000余平方公里，面积仅相当于一个较大的县，消极防守能守得住吗？

    1941年5月，经受百团大战打击后的日军恢复了元气，为了一心一意全力攻击八路军，日军决心先“扫荡”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便集中6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及1个伪军师的兵力合击中条山。这时，卫立煌已前往峨眉山“疗养”，何应钦飞至洛阳接替卫的指挥职务。

    中条山会战于5月7日打响，3天后，中条山防线便全面崩溃，半个来月，战斗结束。中条山守军遗尸42000具，被俘约35000人，投降20000余人，残部逃往黄河以南。从此，华北再无大股中央军。卫立煌本人也从此失势，直到1943年深秋，缅甸的中国远征军作战失利，司令长官陈诚表现无能，蒋介石才重新启用卫立煌，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所以，晋南部队在百团大战期间不策应到底，使八路军自9月底以后单独作战，这与其说是八路军的不幸，更不如说是中央军的不幸，最终则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相对而言，在华北各军队中，卫立煌指挥的

    晋南部队又是惟一出兵策应百团大战的友军。而且时间长达1个月，其积极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由于百团大战在广大区域的大破袭，加上卫所部友军的积极策应，长时间使日军的野战部队主力不敢轻举妄动，因而在10月中旬以前，惯于疯狂报复的日军尚没发动出兵万人以上的大反攻。

    八路军受到了一定的鼓舞，刘伯承在1940年10月说：“最近在晋南及中条山一带的中央军，在卫司令长官英明指挥下，积极出动一致配合作战，消息传来，令人感奋不已。”

    虽然这种配合很有限，人民群众也无不为之振奋。《力报》1940年9月12日的社论说：“此次华北出击，毫不容情地揭穿了敌寇所传播的：‘支那党派斗争’的谣言，向全世界证明了：为了抵抗外来的侵略，中国内部不分党派，不论地域是钢铁一般团结的。”

    遗憾的是，“支那党派斗争”并不是谣言，而是残酷的事实！卫立煌等爱国将士只能在一时一地使人民群众高兴地看到“钢铁一般团结”的一点希望，而无法使这种希望成为普遍的、长久的现实。

    3、“阎老西”在克难坡干什么

    阎锡山这时已是势衰力竭了。地盘只剩下晋西这一小块。军队，虽蒋介石慷慨地给了他4个集团军，即8个军（对中共，蒋只同意3个军又3个补充团）的编制，但晋西一地，人口只有这么多，粮饷只有这么多，又怎么能建起一支4个集团军的部队来呢？顶多六七万人而已。

    但阎锡山毕竟是混了30余年的“土皇帝”，总有一些办法来逢凶化吉。

    办法之一，就是选一块风水宝地来做复兴基地。巧得很，晋西有个县，叫吉县，吉县有个地方叫克难坡。多好的地名，“阎老西”现在不正是有难需克，希望逢凶化吉吗？

    不知是哪位先生的建议，阎锡山果真把这个分省地图上也找不到名字的地方作为他的活动中心。

    这种土办法当然只能在心理上起点作用，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还是要搞到钱和枪。

    到哪里去搞钱和枪呢？

    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是蒋介石那里，一个是日本人那里。蒋介石是不会给他的，要给早就给了。所以又只有到日本人那里去“要”。

    向日本人“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八路军的方法，“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阎锡山没有这个勇气，也没有这个能力。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投降。

    阎锡山一生，交替着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段：抗争和屈服。

    他反过清，反过北洋军阀，也反过蒋，又在“七七事变”前就打出了“守土抗战”的旗帜，并组织了绥远抗战，事变后又组织了著名的南口血战和忻口会战。

    另一方面，他又屈服于北洋军阀，屈服于蒋介石，现在又开始屈服于日本人了。

    但仅仅是屈服还得不到日本人的枪，要得到，就必须走汪精卫的路。

    1930年中原大战时，汪精卫和阎锡山联合反蒋，汪精卫任“总裁”，阎锡山任“总司令”。汪精卫复职后，不忘阎锡山，保举他出任太原绥靖主任。

    汪精卫叛国，举国怒骂。山西的各种抗日团体要求阎锡山领衔讨汪，阎说：“我个人从来没有用个人的名义去反对另外一个人”，拒绝在讨汪宣言上签字。还说：“汪先生不是当汉奸，只是政见不同而已。”“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

    不要以为说这种话就很奇怪，1940年，中国的抗战已进入了第四年，但中国政府还没正式对日宣战呢！一直等到1941年7月美国同日本打起来了，蒋介石才气为之壮，痛痛快快地向日本宣战。

    阎锡山虽没多大实力，但他是一个战区的司令长官，还是“三朝元老”，如能把他拉过来，汪伪政权的阵营就大多了。因此日军制订了一个代号为“对伯工作”的诱降阎锡山的计划。“历届第一军司令官、参谋长都热心努力开展该项工作。”

    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学员，当年的教官、学友有不少成了日本军界的显赫人物，最著名的有冈村宁次大将、坂垣征四郎中将。其中，坂垣还在1936年夏前来山西拜访过阎锡山。阎锡山很得意地说，如果他愿意回太原（即投降），日本人会郊迎30里。

    当然，阎锡山对降日还是有顾忌的。民族大义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他本人的独立性问题及国共两军对他会有什么威胁的问题。

    阎锡山不同于汪精卫那种用“两片嘴巴皮”打天下的政客，给他一个什么官就行了，他需要的是自己能指挥的军队，自己能控制的地盘，有了这两样东西，日本人走了也不怕，就像过去那些大总统倒了对他并无影响一样。所以，他的如意算盘是：“联共又反共，抗日又和日，拥蒋又拒蒋。”“立在日本人、共产党、蒋介石这3颗鸡蛋上跳舞，一颗也不能踩破。”（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