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经济发展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东西德合并等因素的制约而放慢脚步时，高福利的德国再也不堪重负。

　　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Volker Stanzel)博士1990年至1993年间曾任德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在中国媒体圈内有一些老朋友，11年之后重回中国任职，他仍然记得这些老朋友。 这位去年9月份 新上任的驻华大使不同于一般政客，至少给人的感觉是这样。他相当地平易近人，说话直截了当，没有圆滑的外交语言。在接受《经济》记者的专访时，这位英语水平相当好的大使坚持使用他的母语。同行的摄影记者说，早就听说德国人办事严谨，只是没想到他们如此认真。

　　《经济》：今年是中欧建交三十周年，现在人们已经慢慢习惯说“中欧关系”、“中欧贸易”而不是“中德关系”或者“中德贸易”，也就是说德国把很大一部分事务的决策权给了欧盟总部，您对此怎么看？

　　史丹泽：这是我们主动希望这么做的。欧盟成员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欧盟市场只能被看作一个整体。我们从欧盟的统一市场中获利，我们的贸易伙伴也能从中获利，因为在进行市场准入的贸易谈判时，他们只需要面对一个谈判对象，而不再需要和各个成员国谈判，这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欧盟的话语权也更大。比如说纺织品问题，各个成员国已经将权力全部移交给欧盟，成员国内部无法自行决策。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欧盟的权力还不够集中，比如武器禁运问题，需要各个成员国国内批准。

　　《经济》：德国国内正在实施重大的“2010议程”，您怎么看待这个改革方案？ 史丹泽：“2010议程”的改革措施远远不够，只是一个开始。但是这对改革者和民众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2010议程”改革和前面提到的经济结构调整密切相关。例如，在西德，如果一个工厂想要提高效益，可供他们选择的途径已经不多——提高生产率或者提高人员素质。但是这两方面在短期内可以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所以政府需要帮助企业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公共支出以降低成本。但是减少社会保障支出又非常难，面临很多阻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类似的改革有过多次，但是所涉及的人口和改革深度没有一次能够比得上1998年开始酝酿的“2010议程”。

　　《经济》：既然“2010议程”面临如此大的压力和反对意见，是否有必要担心在不久的将来夭折？

　　史丹泽：如果进行一项勇敢的改革措施，失败的风险总是很大的。如果改革想继续下去，并且改革的实施者想赢得竞选，那么他们就要说服大多数人相信改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改革有利于大部分人，人们才会支持。

　　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里，政府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对他们的政策的评价也是各执一词。在1997年以前，关于养老金制度改革，当时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借鉴美国或者丹麦的模式，也就是让企业员工自己购买一部分人寿保险和企业股票来分担企业的负担。现在看来幸亏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后来的事实表明，人寿保险公司的情况不容乐观。美国和加拿大的大部分养老基金财务状况令人担忧。所以德国所实施的养老金改革制度完全是基于德国的情况制定的。

　　《经济》：改革有没有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让他们感到未来的生活会更艰难？ 史丹泽：是的，的确有些人这么认为。

　　《经济》：德国所实施的改革会不会把德国经济模式引向“美国模式”？

　　史丹泽：不会，我们想避免这种趋势。美国的社会差异非常大，而这是我们一直想要避免的。只有避免过大的社会分化和差异，整个社会才能稳定。

　　《经济》：但是现在确实有更多的人在推崇“美国模式”。

　　史丹泽：也许在中国是这样。我们研究了各种模式，但是我个人不敢想像把“美国模式”应用到德国身上。

　　《经济》：那么您觉得德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的呢？

　　史丹泽：我觉得很少，即使有也是很抽象的。德国的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人口大省，但是德国的工业化历史是悠久的。中国受到庞大人口的压力，大多数中国人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增加福利，达到小康水平，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必须缩短，而在德国当时我们还可以有时间慢慢来。150年前，德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50年前，由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15年前，德国开始迈进全球化信息社会。中国没有时间一步一步来。

　　《经济》：欧洲通过一体化来避免冲突的经验能否被其他地区所借鉴，比如东亚？

　　史丹泽：在一个非常抽象的意义上讲是这样。但是一体化需要主权国家让出部分主权，只有这些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时，才会选择合作，在世界各个地区都是这样。文/本刊记者 刘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