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由单纯追求国内经济增长阶段向在全球化条件下追求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阶段转换，这一阶段转换使中国发展进入高成本期。

　　也许可以这样描述高成本期的特点：经济增长正在告别改革开放以来长达1／4世纪的低成本粗放式时期，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工业化和城市化均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成本上升时 期；纠正过去单纯追求国内经济增长，重视社会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成本上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外交往成本上升。

　　正确认识中国发展进入高成本期，树立国家发展成本观，对于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视野”谋划国家发展，提高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可持续发展力”，有着重要意义。

　　高价工业化时代到来

　　工业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了一条低价工业化道路，农民工成本仅按“剩余劳动力”定价，并且不需要住房、社会保障等所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资外成本；在资源利用上以自力更生为主，也“节约”了很大一部分工业化成本。这一局面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始被加速打破，中国工业化进入高成本期。

　　生产力要素成本上升。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将趋于上升，人力资源价格上涨，导致企业支付成本上升。这在2003年与2004年珠三角、长三角和福建等地相继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中已初见端倪，这些地方民工的工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从趋势看，大学扩招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在未来的逐步上升，已成必然。这些新一代知识型劳动力服务中国工业化，将增加“中国制造”成本。

　　技术成本上升。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依靠的是所谓成本优势和国内市场地位，并非出自技术革新。缺乏核心技术，“有品无牌”的多产多销难以获得高额利润，是中国制造的切肤之痛。2004年，欧美企业对中国DVD影碟机厂家征收知识产权保护专利费，每台12到18美元，使本来就利润微薄的中国影碟机行业开始全线萎缩。中国企业必须加大投入，增加职业的研发人员，寻求以技术研发为先导的发展。此外，适应国内环保法规和国际产品标准的要求，企业的环保工艺投入必须加大，这对企业在短期内是净成本的增加。

　　企业支付物流成本高。资料显示，发达国家平均物流成本是10%，而中国平均物流成本则要高出一倍，达到20%，中国企业要把20%的运营成本投入到和物流有关的事项中。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推出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物流成本高的原因，一是物流企业过于分散，应用现代流通技术的企业少，二是中国的高速公路网欠发达，道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不足，流通效率低。

　　生产资料成本抬升。中国进入“资源有限”时代，在原材料和能源上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原材料和能源涨价，导致企业支付的成本大规模上升。当前石油价格、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就是突出的例证。高油价已经使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整个纺织、服装产业链的链条都感受到压力。原燃料价格上涨加大钢材生产成本，据对50家钢铁企业的原料成本统计资料显示，炼钢生铁2004年加权平均制造成本同比增加了523元／吨；连铸钢坯同比增加了770元／吨，钢筋同比增加801元／吨，中板同比增加660元／吨。

　　土地价格上涨。土地是数量管制的，土地已呈现紧张状态，要扩大生产，土地是很大的限制因素。土地成为长三角、珠三角许多公司的第一位限制条件。温州工业用地拍卖，甚至出现100万元一亩的记录。

　　高价城市化时代到来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另一条主线。从2002年开始，中国城市化开始由中央政府推动转为地方政府推动，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城市化的高成本包括：一、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如水电、燃气、公路和绿地等的建设，需要政府的推动；二、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一旦农民变为市民，社会保障就是必需的。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环保和城市运营等都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阶段，随着城市化过程，大量的农民变为市民，核心支出就是社会保障，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保障支出是城市化后的最大支出。

　　目前中国总体上的城市化处在第一阶段，即城市化扩张阶段。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有182座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大都市”，不少中小城市提出要建成大城市。即使这些规划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客观需要的高成本也可想而知。值得警惕的是，在中国城市化扩张中，一些“人为盲目性”加剧了城市化的高成本。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城市化率，存在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的偏差，导致区域发展不协调和大量资源损耗，是“城市化的浪费”；一些城市规划缺乏特色，造成“建设性破坏”。

　　城市化的第二阶段问题在中国也日益凸显出来。中国城市化是涉及几亿农业人口转入非农产业的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迁。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就业，据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绝大部分处于流动不定状态。这些都加大城市公共服务、城市管理、城市运营的公共支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前20多年，进城农民工在城市公共资源的分配上基本处于被忽略状态:在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中，外来工得到的是低工资，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时，外来工基本上没有享受，他们无法像务工者所在地的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公共财政的各种保障，被排除在公共财政分配框架门外。这一状况现在必须改变，把农民工对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住房、学校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的范围中，将增加城市公共福利的“高成本”。

　　社会“和谐成本”上升

　　和谐社会是各种发展要素得到科学合理有效配置、各阶层之间有着互惠互利关系、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从本质上说，主要是指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和谐成本就是指为促进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进行的投入。

　　均衡社会利益关系成本上升。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加大，利益格局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均衡社会利益关系，通过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使社会成员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希望，使各阶层能得到合理回报，从而引发全社会成本的上升。特别是加大投入增加对社会保障、农村基础教育及医疗的投入，使社会财富再分配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

　　人口和谐成本将急剧上升。按照国际公认的“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7%即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甚至将达到4.93亿，占总人口的25%。发达国家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出现的，而中国是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入老龄社会的。此外，《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表明，目前中国尚有1.5亿农村富裕劳动力需要转移，1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养老与失业构成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钳制关系，这两种力量将迫使中国运用有关财政和税收政策，把用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提供社会保障上来，以缓和这两股力量对中国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震荡。

　　防范和应对社会矛盾冲突成本上升。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关口”。在这个“关口”，与经济快速发展相对应的是社会矛盾有可能加剧，改革与发展的难度加大，如果收入差距拉大、就业增长缓慢、腐败问题加剧，就很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据有关方面开展的关于沿海地区劳资关系的专题调查显示，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非公经济领域劳资纠纷已呈多发态势,而且正在从以前的温和型、“散发个案式”向群体性、突发性方式转变。近几年，浙江省各级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立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每年都以超过30%的数量增长。

　　改善和维护环境成本上升。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必然需要投入巨额成本，用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据国家环保局的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万元GDP能耗水平是发达国家的3至11倍，目前中国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中国上一发展阶段环境消耗过多，必将加大今天的发展成本，使社会持续发展成本加大。生态环境的恶化还增加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繁度和剧烈程度，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全球化条件下“和平发展成本”上升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更直接、更明显。这是中国发展环境的革命性转折。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使各个领域的对外交往，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外交的和文化的，官方的和民间的，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长期的任务。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为创造良好的中国发展外部环境，中国需要支付的“和平发展成本”上升。

　　外交成本上升。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增大，但西方发达国家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行动不会停止。树立中国和平发展的全球形象需要增加外交成本。此外，中国已经进入“资源有限”时代，需要寻求从全球配置资源，保障外部资源的稳定供给，也需要增加外交成本。比如，如何与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输出国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如何加强与能源输入国的合作，如何保证海外资源的运输安全，如何协调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等。

　　应对国际经济摩擦成本上升。中国直接进入国际竞争的前沿，虽然关税“硬壁垒”没有了，但西方发达国家设置的名目繁多的“软壁垒”呈强化势头，致使反倾销诉讼和贸易摩擦日益突出，中国进入新国际经济摩擦时期。比如，近年来不断出现中国钢铁业、纺织业、彩电等产品被美国等国家限制进口。

　　防范和应对全球风险成本上升。全球化大大增加风险的来源，使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从2003年SARS的突然爆发与蔓延，到2004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石油短缺、禽流感、印度洋海啸等，都表明全球风险社会已经到来。随着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也已经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体系。全球风险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各种风险，既危及经济安全也危及国家安全。

　　此外，适应经济全球化，国内新一轮改革成本也上升。中国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发展将受到国际规则刚性约束，需要加快根据国际规则来调整规划国内经济发展。过去面对国内旧体制的改革必须加速转移到面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改革，改革开放的策略性程序将变为“开放改革”，“以开放促改革”，即借助入世背景下接轨国际规则中更大范围的开放来推动新一轮改革。

　　提高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可持续发展力”

　　中国发展为什么会进入高成本时代，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的结果；二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发展的战略走到尽头的结果；三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条件下发展自己的结果。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重视社会发展，需要支付成本，这是历史的“欠帐”；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要在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也需要支付成本，这是新的发展环境的要求。

　　从国家可持续发展视角看，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和片面化经济发展是以许多可持续发展力的透支为代价的，两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消耗和低效率的自然资源消耗。低成本的人力资源消耗是指大量的农民工和低廉的劳动报酬及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这种低成本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的社会成本将日益高涨。低效率的生产效率表现为每一单位资源的产出低于先进水平，同时伴随着严重的环境破坏。这种成本并没有消失而是会在以后逐渐显现出来并由后人来承担。

　　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全球因素”将成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全球化意味着竞争的全球化，随着这一历史性变化，“国家经济利益”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一国的国家经济利益更多地体现为以全球为版图配置资源谋求国家发展利益。中国经济若想保持长期繁荣稳健，必须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考虑发展方略，迫切需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国家发展，发展战略应转向“全球战略”，找准全球战略驱动力，提高全球化条件下国家“可持续发展力”。

　　当前中国发展“全球战略”驱动力至少要包括三方面：

　　环境驱动。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在国内努力建设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内外并举，这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

　　技术驱动。品牌、专有技术、知识产权越来越成为竞争力的基本要素。中国需要用以支撑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占据一定地位的本土品牌。机制转换、结构优化、技术升级、持续创新应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题；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是高成本时代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以制造业为例，中国目前是成本性质的世界制造中心，应向技术性质的世界制造中心转变。中国目前是消费品制造中心，应看到，中国作为消费品制造中心的比较优势也在不断消失，周边国家在这方面将会比中国更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应加快发展机器产品制造中心。

　　国际规则驱动。一方面，要学会熟练运用国际游戏规则保护中国的利益，同时充分注意全球的平衡发展，创造多赢的持续发展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条件；一方面，要借助入世背景下接轨国际规则中更大范围的开放来推动新一轮改革，主动改革现有的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分配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使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黄庭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