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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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沫若是我国著 名学者与作家，他对中国历史和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是深刻而富有卓见的。可是，对孔子与秦始皇的评价却成了郭沫若一生的心病，这种心病，源于特殊年代里的特殊的政治需要强加给他的压力。先是尊孔反秦，后又尊秦反孔，郭老的学术观点反反复复，畸性变异。这种痛苦的扭曲和无奈，直到他生命结束……郭沫若原来是尊孔的。“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对此，郭沫若却有不同看法。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发表了《十批判书》，更是系统地表达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同时，他还对秦始皇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这种见解和他的“人民本位”历史观是一致的。当时，他提出这些见解，一方面出于他原有的学术信念，同时也是有意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

    当时，毛泽东也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赞成简单地打倒孔家店。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愈来愈明确地肯定秦始皇，否定孔夫子。

    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们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1964年6月，毛泽东又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

    20世纪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又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会传到郭沫若的耳朵里。于是，郭沫若便开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原先他曾把中国古代社会奴隶与封建制的分期放在秦汉之交，20世纪50年代，他改为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就不再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成为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同时，他还为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暴政的统治者商纣王、曹操、武则天等一一翻案，以呼应毛泽东的思路。但是，直至“文革”中，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把自己的观点由尊孔变为反孔、由反秦变为尊秦，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毛泽东还是把他当成了赞成孔夫子、反对秦始皇的代表。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王洪文和张春桥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随后，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作了发挥：“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大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1973年5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又让江青记录下他的七律《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作此二诗，意在“批林批孔”，因此一改过去与郭沫若谈诗论艺的客气口吻，言语间再无商量余地。当然，对于郭沫若本人，他还是保护的，“批林批孔”时，他还特别嘱咐谢静宜：“别批郭老啊！”

    面对一言九鼎、对自己又批又保的毛泽东，郭沫若只得小心迎合，作诗表态。他以《春雷》为题，作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就这样，郭沫若一生对孔子的基本见解，转了个180度大弯儿，他对秦始皇的批判也完全抛弃了。只是在张春桥到他家当面指责他抗日战争时的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时，他才为自己的初衷作了辩解：“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要他撰写《批宰相》，他也拒绝了。但直到毛泽东逝世一年以后，郭沫若仍然写诗赞扬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素笺画出新天地，赤县翻成极乐洲。四匹跳梁潜社鼠，九旬承教认孔丘。群英继起完遗志，永为生民祛隐忧。

    又过了不到一年，郭沫若也与世长辞了。在最后的岁月，他是真心改变了自己对孔子和秦始皇的学术观点，还是言不由衷地表态，成了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谜团。

    摘自《光明日报》

    本文节选自《重说文坛三剑客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