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宇和他的两个同事，是一起审计大案的举报人。目前案件已查实，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已进入司法程序，生活似乎应该恢复平静，但鲍宇却不认为事情已经了结。他觉得，自己和家人要真正远离那些不堪回首、担惊受怕的日子，就必须到另外的城市去生活，甚至全家人都应该改名换姓。（《中国青年报》6月21日 报道）

    在举报人、线人或者证人帮助警方抓获了重大犯罪嫌疑人之后，作为回报，警方要将这些人送到安全隐秘的地方，给予新的身份，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开始新的生活，这是在好莱坞大片中经常能看到的一幕，也是在证人保护制度比较健全的欧美国家常有的事。今天，中国的举报人也向政府表达了类似的“渴望”。

    对举报人、证人或者线人实施国家保护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涉及人道主义问题。可以说，法律保护只是国家保护的第一步，如何使得这种保护有着人性的考量、人本的意识才是法律保护的终极追求和上乘境界。没有谁喜欢“囚笼”似的保护措施，因为这与犯人无异。最大限度地让举报人获得与正常人一样自由、开放的生活状态，才是所有举报人孜孜以求的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法律保护。

    曾几何时，作证、举报仅仅被当成一种公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在国家天经地义地“笑纳”了这一切之后，对于举报人、证人或者线人的保护却付之阙如。在当今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强调权利义务对等的年代，这种情况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张若渔《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