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处晋、秦、豫三省交界的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一个综合性的农民协会注册成立。协会组织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学习知识，也带头治理环境、修建道路、创办企业。为了协会的发展，带头人郑冰辞去了教师工作，捐出了自家的店铺，但协会仍面临 资金等难题。

　　厦屋、高墙，路边的泡桐、椿树。山西省永济市寨子村透出典型的西北农村风貌。

　　6月17日下午，气温330C，村民们都下地收芦笋去了，村中只能见到一些老人和没到上学年龄的小孩。

　　一对4岁的双胞胎姐弟牵手走到幸福巷，弟弟撕开一袋方便面，将袋子往地上一扔，开始嚼起来。

　　姐姐没有说话，弯腰捡起袋子，小跑几步扔进了巷口的垃圾桶里。

　　“一年前，我们村子还是个‘猪圈村’，满地都是垃圾，连个垃圾桶都没有。”村民李换娥说，去年夏天，农民协会倡议村民清理了村里堆放了几十年的垃圾，并修了8个垃圾桶。村里的卫生条件改善了，大人小孩也都开始讲卫生了。

　　李换娥是“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2004年6月7日在永济市民政局正式注册，现在已经有了3800个会员。

　　在寨子村，农民协会这一组织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活跃在民间。

　　从妇女活动中心到农民协会

　　永济市地处晋、秦、豫三省交界。从永济市西行13公里，就是寨子村。村庄北面3公里处的普救寺是《西厢记》爱情故事的发源地。

　　这是个有1400多人的村庄，近几年靠种植芦笋，村里的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000多元，在永济算是中等水平。

　　6月18日傍晚，寨子村西边黄河滩上成片的芦笋地中间，一间小屋门前不时有人出入。这家卖化肥农药的小店，目前已是农民协会的资产，但在8年前，主人是郑冰一家。

　　1997年12月，郑冰的丈夫谢福政在这里开了一个科技服务中心，主要卖化肥、农药。时年29岁的郑冰是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闲时常来店中帮忙。

　　她与村民苏长业的一次“较劲”成为这家小店“转型”的契机。

　　1998年春天，苏长业来到科技服务中心，一次要买800元的化肥。郑冰告诉他，2亩半的芦笋只要300元的化肥就够了。

　　“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干的。”苏长业相信自己多年来的经验，见郑冰坚持，他一气之下扭头就走。

　　“他们平时对孩子多花三五毛钱就要教训孩子半天，怎么这么多的钱就不会省呢。”经历了这件事后，郑冰开始想办法改变农民的想法。

　　郑冰想请专家来给农民讲课，但专家来了没人来听怎么办？郑冰走了一条“妇女路线”。1998年10月开始，她从亲戚、朋友处及小卖部里打听到一些种地认真、喜欢关心种地新方法的妇女，然后到寨子村周边的10个自然村走动，共联系了80名妇女，通过他们再去做别人的工作。

　　“那天来听课的有四五百人，妇女占八成，”郑冰对12月24日那天讲课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

　　两个专家是郑冰通过供应化肥的公司请的，她希望专家多讲技术，但出钱的公司要求专家多宣传他们的产品。最后，她自己掏了1000元讲课费，专家讲了农业栽种技术。

　　这次培训后，有农民跑来问今后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活动，郑冰肯定地说“有”。

　　1999年元旦，郑冰辞去了教师的工作，从那时起到2001年的两年时间里，她每隔两个月都会组织一次讲座。

　　2001年底，“妇女活动中心”在寨子村成立，被村民喊作“妇女协会”。“在讲课中和她们接触多了，觉得还要搞些其他活动，把大家组织起来。”郑冰回忆注册这个组织时的想法。

　　妇女活动中心也得到了市妇联的支持，跳舞成为第一项集体活动。

　　“农村的妇女跳什么舞？干干家务就好了，又不是城里人。”村民李换娥一开始排斥这项活动，但在郑冰的拉动下跳了几次，现在成了舞场的“常客”。

　　“每晚7点到9点是跳舞时间，为了去跳舞，我们晚上干家务很抓紧，7点之前就把家务活都干好，效率比以前高了。”李换娥笑着说。

　　参与跳舞的妇女扩大到周边村庄，2002年三八节，郑冰组织了500名妇女到永济市表演秧歌。

　　妇女的活动方式越来越多，开始学电视上搞辩论赛，大家分成小组学习，交流生产技术，交流教育子女的心得。

　　到2002年底，开始有男村民跟郑冰开玩笑：“你只关心妇女，是不是也能关心一下我们男人啊？”2003年正月初一，郑冰组织了有男人参加的大型联欢会，女的表演节目，男的进行下棋比赛。从那年起，郑冰家的科技服务中心也无偿移交给中心，全部利润作为协会的活动经费。

　　从那以后，“农民协会”的叫法开始在村民间流行开来。

　　打开校门

　　2004年的一个下雪天，寨子村小学的大门被建筑商锁上了。

　　村民谢永欢等一大群家长发怒了，“再不开门，我们就砸墙进去。”但建筑商只打开了学校大门，教室仍然锁着。

　　校园里，老师们拿着课本给站着的学生上课。校门外，家长们站在门口一直看着。另一些人闹到了镇政府。

　　中午，郑冰赶到了现场。蒲州镇党委书记李公粮给她丈夫打了电话，希望协会能出面调解一下。

　　寨子村小学是原村委会主任郝连场在任时修建的，拖欠了建筑商20多万元的工程款。1999年当选的郝连场坦言，由于与当时的村支书不和，工作一直开展不顺。

　　2003年，村委会换届时，村委会没有改选，自此处于瘫痪状态。

　　郑冰打电话给建筑商，但建筑商说没钱就不开门。说了一个中午，工作还是没有做通。

　　“我叫了6个副会长到学校门口，看到孩子们那么冷的天还站在外面上课，自然也就触动了大家。当时校门口围观的人群中有很多会员，我就说‘大家能不能先凑点钱把门打开，让孩子们进去上学，不要在外面受冻了。不愿意的也不勉强‘。”郑冰带头拿了1000元钱，副会长们跟着掏钱了，这样带动了部分会员，凑足了一万元钱。

当天下午，孩子们走进了教室。

评论：综合性农协是未来农民组织化方向

　　　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的农民在当地民政局注册了合法的农民协会，协会组织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学习知识、普及科技、清理垃圾、修建道路、创办企业……黄河边的小村庄里正在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寨子村农民协会的诞生看似偶然，但却有着深厚的背景。

　　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一定程度上处于各自独立、分散的状态。农村原子化的后果不仅导致了一些地方农民无法与基层恶势力和市场相抗衡，农民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而且农村的公益事业也无力兴办和维持，农村的持续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基本共识是通过组织化的渠道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少数地方的农民就率先自发成立了农村专业技术或经济协会，这一时期，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为了技术交流和集体购销。

　　鉴于自发的农村专业协会在促进农村技术推广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地方政府开始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推广，到90年代中期，数量已达到150万左右。中国农民组织的第二次创新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村成立了农村小额信贷组织、农民用水户协会、农村社区志愿者组织、部分老年协会，这类农民组织主要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致力于农村的公益、慈善事业。而第三次农民的组织创新可以说始于21世纪初，例如山西永济市蒲州镇成立的农民协会，这类农民组织的最大特征在于其综合性。

　　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农民的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之一，但是人们在农民组织化的目标、组织模式与路径选择方面又存在很大的争议，其中分歧最大的就是现阶段中国需不需要大力发展综合性的农民协会、如何发展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公认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选择了正确的改革道路：改革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切入，渐进深化。而这一经验也可以为中国农民组织化道路的选择提供参考，有目标、有步骤、脚踏实地地推进。

　　客观地说，中国农村的专业协会数量很多、分布很广，但由于绝大多数协会的行政色彩太浓，作为部门政绩而成立的这类协会大多形同虚设。而无论是应对WTO的挑战，还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的专业技术组织和经济协会都是基础。

　　因此，从全国范围看，现阶段，中国农民组织的发展，首先仍然还是应当以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协会为核心，工作的重点在于提高农村专业技术或经济协会的自治性与服务质量。至于公益慈善性的农民组织，由于该类组织很多是在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目前数量有限、分布不太广，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总结各地的本土化经验，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引导、逐步推广。而综合性的农民协会是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的又一创新试验，它代表了未来中国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方向。不过，在中国的农村专业协会、公益慈善性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期，在目前基础条件还不成熟的时候，综合性农民协会还不适宜于大范围推广和发展。但是，对于寨子村农民协会这样的新生事物，也应当爱护、鼓励地方创新的积极性，并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

　　正式动工是去年4月1日，本来计划10天完工，但磕磕绊绊，一干就是76天，直到6月15日才完工。

　　原村支书苏跟虎一开始也不相信农民协会能把事情干好，“后来看别人都干得差不多了，我才开始修我家门前那一段。这件事之后，大家彻底信服了郑冰。”巷子修好后，苏跟虎加入了农民协会。

　　寨子村共有213户，加入协会的户数由修巷子前的105户增加到了175户。去年6月7日，“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在永济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法人代表为郑冰。

　　强硬的郑冰

　　村子里的人提起郑冰，统一的印象是“有主见，有韧性”，但也曾有人说她“太武断”。

　　去年11月，农民协会注册后办的第一个实业寨子村涂料厂建成投产。在入股问题上，郑冰和会员们发生了接二连三的矛盾。

　　建厂资本金采取了会员入股的形式，共300股，每股300元，郑冰的想法是，每户会员最多只能入三股，如果股数凑不齐才让协会的理事、会长们入股，但分别不能超过5股、10股。

　　讨论入股的时间是10月份，会上有人提出要控股。一人愿意出4万元持有相应股份，遭到了郑冰的拒绝。

　　“要求控股反映了农民自私自利的特性，我认为要富就要大家一起富起来，而不是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如果有人控股，那也就失去了合作办厂的意义了。”但大家认为有人控股收益比较明显，郑冰的想法遭到了包括协会副会长在内所有人的反对。

　　“在她反复劝说下，会员们最后理解了”，副会长任淑烈回忆说。但不久，大家又和郑冰发生了冲突。

　　村里有12户属于智障、残疾、特困户，郑冰提出，对这些家庭可以每户赠一股，资金从协会经费里出。

　　20多个理事、会长分成7个小组讨论向12户赠股的事，又是没有一人支持郑冰的意见。有人说“他们家人不管，我们何苦要管”。有说“我们现在刚起步，还不到支援他们的时候。”那天晚上回家后，郑冰哭了。她说，“我哭是因为我伤心，伤心的是我带了大家几年，怎么到现在还是这个觉悟。一般会员有这个想法还可以理解，可是骨干、会长们怎么也是这样？”见郑冰态度强硬，大家最后同意了。

　　去年底，第一批涂料生产出来之后，郑冰发现技术不过关，又选派了10名工人到北京学习，准备技术学成后重新投产。

　　大学生会员

　　22岁的景晓辉去年从运城农学院毕业后，就来到了农民协会，她在科技服务中心里给农民讲解农业知识，教授农民科学施肥用药。

　　在协会里，还有5个像景晓辉这样的大学生。从2003年开始，郑冰把寨子村的科技服务中心进行了拓展，在本乡增设了4个点，还到邻近的韩阳镇设立了一个点，每个点都有一个大学生。除了出售农药、肥料维持协会的正常运转外，这些点也向农民教授知识、发展会员。

　　协会每月只给这些大学生发200元的生活费。景晓辉说自己并不后悔。“看到农民吸取了我们的意见时，真的有一种成就感。”这些大学生刚到协会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认同他们。

　　“开始我们对他们是有偏见的，我们种了一辈子地，那些个娃娃知道啥。”今年50岁的梁镇荣说。但去年棉花收上来时，梁镇荣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

　　在棉花地里，梁镇荣一直用锄头除草，在大学生的指导下，他用了氟氯磷除草，“地里一下子一根草都没有了。”由于用了优质棉种，往年每亩地只能收300斤棉花，去年一下子增加到500斤，梁镇荣家的5亩地多收入了3000元钱。

　　这些大学生还在着急，“有些人想改变他们真是太难了，他们想科技种田，但观念和意识一时又扭转不过来。”景晓辉遇到过一位叫谢养高的农民，他要买钾氨磷喷洒果树。景晓辉告诉他，钾氨磷是一种高残留的农药，用多了不好，但谢高养不听，说自己一直就是这么用的药也没见得有什么不好。

　　景晓辉现在还记挂着谢养高家的果树。她说，相信谢养高会明白的。“去年，农民协会将寨子村380亩地联合在一起，从西北农业大学引进了优质小麦种子，免费让农民播种，同样也有农民不相信。等收割上来，就有农民说后悔的话了。”

　　协会的难题

　　目前，农民协会的会员已经达到3800人，来自35个村。“我暂时不想再扩大了。要提高农民的素质有很多工作要做，先将这些人的工作做好再说。”郑冰说。

　　农民协会不收会费，所属的6个科技服务中心对会员有每袋化肥2元钱的优惠，还可以让会员们赊账，有了收成再还。但2002年到年底有13万的账没有收回。

　　“郑冰太累了。我们想帮她，又出不了什么点子。”农民协会副会长任淑烈说。她家在郑冰家斜对门，这几年她没见过几回郑冰正点回家吃饭。

　　现在，郑冰在筹划办一所农民学校培训会员，资金来源让她犯难。

　　6月19日，记者采访时，郑冰的婆婆又将老两口卖芦笋的1万元给了郑冰。6个科技服务中心每年盈利4万元左右，不能完全满足协会运转，去年她又贴进了1.9万元。

　　会员的赊账没有收回，科技服务中心在2003年需购进物资的时候没有贷到款，郑冰想出了让会员入股的办法。每股50元，每千元每月可以获得8块5的分红，每月5日兑现。

　　据郑冰统计，目前会员入股的资金有15万元。

　　这种会员入股的方式曾引起了金融机构的注意，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永济分理处和永济市信用联社曾调查此事，被永济市劝阻了。

　　永济市委书记潘和平说：“农民协会毕竟为群众办了一些事情，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而不要急于调查。”不过他也担心，万一协会亏本了，还不了会员的集资怎么办？

　　农民协会可否推广

　　蒲州镇党委书记李公粮提到了一个细节，去年协会注册时，郑冰他们想用“蒲州镇农民协会”这个名字，到镇党委出具文件时，李公粮没有同意，“这个名字我想留着以后乡里注册，让他们注册成寨子村农民协会就行了。”但最后，李公粮还是同意了。他的想法是，“这种组织对维护农民的利益是有积极意义的，具有推广价值。”蒲州镇的芦笋协会、棉花协会都纳入到了这个协会，会员已经扩大到周边乡镇的35个村。但其他的乡、村能否建立起一个这样的协会，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邻近的韩阳镇陈村是一个1600人的村庄，农民协会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科技服务中心，也发展了一批会员。该村村民王武才说：“现在要组织农民也不难，关键是要有一个大家都相信的人，像郑冰那样的人我们村里没有，没有人能有这样的威信。”他的另一个看法是，农民关键是要看到好处，谁能给点实际的实惠就能将农民团结起来。寨子村的农民协会有科技服务中心，但自己村里没有这个钱。

　　村支书楼次军也有同样的看法：“如果上面给我们一笔钱，办个科技中心，我们这里的农民也能团结起来。”“在态度上，我们要积极支持协会的发展，但目前还不急于总结推广，先要冷静观察一段时间。”永济市委书记潘和平说。

　　他认为，农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组织化程度已经很低了。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方式是千差万别的，但要因地制宜。据他介绍，就永济来说，目前有好几种方式，一种是龙头企业带动农民联合，一种是专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比如西瓜协会、芝麻协会等，还有一种就是经济合作社，像过去的生产队一样，再有一种就是像郑冰的这种，不是专业的，主要以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为基础，另外还搞点实体。

　　“这几种方式不好评判说哪种最好，但郑冰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她不仅将农民组织起来了，还同时对农民进行了教育。”

　　村民谢永欢说，从这件事开始，农民协会在老百姓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使大家看到，协会不仅是一个组织大家唱歌、跳舞的组织。

　　“我给她丈夫打电话，就是看到了农民协会在村民中的影响。”蒲州镇党委书记李公粮说。

　　“寨子村的农民协会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里村委会的瘫痪，很多本来村委会该办的事农民协会办了，农民看到了协会在关键的时候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永济市市委书记潘和平说。

　　“猪圈村”的改观

　　6月17日，73岁的刘凤香老人和另两个老太太在寨子村的聚才巷前检查卫生。她拿着一把铁锹，遇到家畜的粪便就铲起来放到簸箕里。

　　“每个星期，我们都要检查卫生。大家都很尊重我们……”刘凤香笑了起来。

　　刘凤香是农民协会聘请的“卫生监督员”。现在全村划分为8个卫生区，每个区都有几位老人负责监督。

　　“一年前，你要是来过我们村，肯定不相信一年里有这么大的变化。”村民严精玲说。

　　过去，寨子村被村民称为“猪圈村”，到处都是塑料袋、烂柴禾，有几处更是垃圾成山。去年3月，农民协会向全村发出倡议书，号召大家清理垃圾。农民协会的骨干带头，全村人干了三天才清理完。

　　要彻底改变“猪圈村”的面貌，清理垃圾只是第一步。寨子村有8条巷子，每个巷道的路面都已凹凸不平，下水道年久失修，污水横流。

　　“小孩子上学都没路可走，只好靠着墙根走。”村民张文实说，“汽车根本开不进村，有次汽车陷在路上开不出来，最后没办法开来了一辆推土机牵引。”2004年3月28日，农民协会开始讨论修巷子的事情。郑冰找到村支书任振兴，得到的回答是“事情不好办”。

　　修路要花不少钱，而且，全村的下水道修好后最后要流经村西28家农户的地里，他们可能不答应。郑冰建议在那28家的田头挖条排水沟，任振兴还是说“难度太大”。

　　农民协会决定自己办，每个巷子选出三名会员作为代表，共24人组成了村建理事会。

　　村建理事会算了一下，村内的排水沟修建成本是13.8万。村建理事会动员这一块由村民自己修建，每户修好自家门前的一段。有6户就是不挖排水沟，村建理事会的人员帮他们挖了。

　　排水沟流出村外的公共部分仅材料就要3.8万元，郑冰让她丈夫想办法解决。工程则由村建理事会的人自己动手。

　　“我丈夫一开始不支持我们，说政府都管不了的事，你们几个女人能折腾出啥名堂。后来看我们是真格的，他才动手了。”会员李换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