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艾滋病在我国的快速传播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在有关防治工作在吸毒、卖淫人员中开展并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时，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的防治工作却始终举步维艰。这是因为同性恋者是一对一的交流，外人想插手难度非常大。
近日，卫生部印发了
《高危行为干预工作指导方案（试行）》，其中一大变化是首次提出“可鼓励和支持同伴教育者在同性恋人群较为集中的场所，以同伴教育方式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此举被视为肯定了同性恋志愿者在防病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有望打破目前的僵局。
记者获悉，在广州男同性恋人群群体中活跃着一批志愿者，他们早在几年前就开始采取“同伴教育”的方式，自发地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对他们来说，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以及社会的理解和宽容“非常重要”。日前，记者跟随其中部分志愿者亲身探访广州个别同性恋聚集地防艾宣传工作现场情况。（策划唐迎春记者任珊珊）
身份一暴露就难有立足之地
国际公认，同性恋者在成年男性中约占2％~4％。世界上，受社会宽容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性恋者在大城市有聚集的趋势。国外纽约、旧金山、伦敦等大都市的同性恋人群已占城市人口的15％。在我国，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广州等是同性恋者“偏爱”的几个城市。
广州志愿小组已有成员20多人
在广州的同性恋群体中，又以男同性恋者最为活跃。“同伴教育”小组就是由清一色的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目前已经有20多人加入，其中有医生、教师、演艺人员、商人、司机、学生、自由职业者、公务员等，年纪最大的已经40多岁，年纪最小的才20出头，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对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比较认同，完全凭热情义务参加这项活动。其中，资格最老的志愿者已坚持了五六年。
目前，志愿者们除了开通一条名为“爱之关怀”的免费咨询热线外，每周还有一两个晚上要去公园、酒吧、桑拿等同性恋者云集的场所，免费发放艾滋病防治材料和安全套，现场宣传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以及避免高危性行为等知识。他们还会对遇到情感心理冲突的同性恋者进行心理辅导，有时遇到在公共场所动作过于“火辣”的同性恋情侣，也会上前提醒他们别太出格。
个别志愿者只肯负责听热线
尽管广州社会对同性恋比较宽容，但对于这些志愿者们来说，参加“同伴教育”仍要冒一定的风险。在这个圈子里，他们的身份是个敏感话题，彼此之间只以化名相称呼。小东告诉记者：“相对于异性恋者，我们是非主流群体，常常被视为异类。一旦真实身份被曝光，很难在工作单位、在朋友圈子甚至家庭里有立足之地。”因此，志愿者大多向亲人朋友隐瞒了自己的性取向，参加同伴教育活动也多是“地下行为”，还有身为公务员的志愿者因为担心外展活动的“曝光”机会较大，只愿接听热线不肯出来。
志愿者为何频频皱眉头
“找不到志愿组织”工作受干扰
外展活动缺证件容易被误会
志愿者们表示，他们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组织”。阿袁坦言，刚开始进行“同伴教育”，完全是几个人出于对同伴的责任感，凭着热情自费进行的，并没想到“找组织”的重要性，但随着工作越做越大，不便之处逐渐显现。例如缺乏资金、宣传材料捉襟见肘，在外展活动时，由于无法出示政府认可的证件来证明自己的志愿者身份，不容易被同性恋者信任，有时还会受到干扰。特别是在酒吧、桑拿等比较敏感的地方，志愿者进去派发安全套，最怕遇到警方“临时检查”，因为很可能被当成进行色情交易而被误抓。他们曾经去打听能否加入正规的志愿者组织，在其名义下进行活动，但因为种种原因被拒绝。
缺乏医学知识宣传心有余力不足
此外，大多数志愿者尽管有热情，但因非医学相关专科出身，在进行“同伴教育”时难免有些心有余力不足，迫切需要在“上岗”前接受专业知识培训。目前，广州的志愿者小组从以同性恋艾滋病防治为宗旨的香港智行基金会得到了部分援助，但“找不到组织”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对于志愿者的苦恼，正在进行广州男同性恋相关研究项目的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研究所副所长何群建议，“同伴教育”志愿者可以通过民政部门注册非政府组织（NGO），同时省疾病控制中心也在考虑招募更多的志愿者，可以提供一定的身份证明，但志愿者只能在中心项目下和项目开展时间范围内进行活动。
他表示，只要不从事非法的性活动，公民携带安全套是合法的，不会被抓，志愿者无需担心，同时要强调的是，外展活动时即使有证件证明志愿者身份，如果涉嫌非法活动，也将受调查，但性取向问题在我国不违法，不会因为同性恋的身份而被抓。
记者亲历
志愿者搞宣传像做地下工作
所谓“外展”，就是到同性恋集中的人群中派发防治艾滋病宣传资料。
宣传活动地点就在公园里
上周六下午，记者跟随四五名“同伴教育”志愿者到广州某公园开展“外展服务”。这个公园被称为珠三角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同性恋露天活动场所。在记者眼里，这里似乎和平时没有什么异常。
然而，志愿者对这里暗藏的“玄机”却了如指掌。今年40岁的阿袁（化名）是广州最早在同性恋者中开展“同伴教育”的志愿者之一。据他介绍，同性恋者一般独自坐在石凳上等待看得顺眼的“朋友”，看中了就一起散步、攀谈，然后再转移阵地。因此，在这种场合提醒他们注意避免无保护性行为，宣传的效果比较好。
凭眼神表情识别“同道中人”
记者发现，为了避免撞上误闯进来的异性恋者，志愿者们派发艾滋病宣传材料和安全套时谨慎小心的样子，更像是在做“地下工作”：先是站在一边凭借对方的眼神、表情和动作来判断是否“同道中人”，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上去递上一个安全套和专门宣传印制的小册子。“直到现在，我们遇到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同志’，仍不清楚同性性爱时一定要用安全套才安全。”化名“小东”的志愿者告诉记者，由于男同性恋发生性行为时多采取肛交、口交方式，特别是前者在无保护的情况下，容易造成肛门和直肠撕裂而让艾滋病病毒直接进入血液。
向男同性恋者宣传意义更大
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何群指出，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机会远远高于性行为中的其他方式，在通过性行为传播HIV（艾滋病病毒）中，其几率要比异性和女性同性性行为高，有研究报告指出前者的染病几率比后两者要高出25倍。因此，相对于在性行为中几乎没有感染风险的“拉拉”（即女同性恋者），对男同性恋者开展防艾宣传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然而，志愿者发现，男同性恋者拒绝安全套的原因除了不知道性行为中不使用安全套的危害外，还有不少人认为，身上如果携带安全套，一旦在同性性行为时被发现，哪怕不是“卖淫”，也容易被相关部门以“身上有安全套”为由误会，因此宁冒风险也要求安全。
专家意见
与政府欠缺配合
同伴教育难开展
疾控部门主张“同伴”防艾
据悉，除了广州以外，北京、上海、成都、重庆等地都有类似的同伴教育活动和咨询热线，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还与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建立了“朋友通信”健康干预项目。何群表示，疾控部门大力支持男同性恋人群中的“同伴教育”，实际上，疾控部门是首先推广“同伴教育”来防艾的部门，并对此给予一定的帮助，例如向志愿者提供免费安全套、宣传资料，为男同性恋者进行免费体检，按照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提供免费HIV检测等。
鱼龙混杂害苦了同伴教育
他指出目前存在的六大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州“同伴教育”的效果。一是过于隐蔽。志愿者应该坚信，有益于大众的活动就应该光明正大地开展。二是与有关政府部门配合不够，尽管省疾控中心曾就有关的防治项目活动征求志愿者，但愿意加入的人寥寥无几。三是工作难度大。广州人口流动性过大，来源广泛，文化差异大，“众口难调”。四是力量不足，覆盖面不够广。五是鱼龙混杂。曾经发现一些人打着志愿者旗号却进行一些非志愿者活动，影响了志愿者队伍的纯洁性和声誉。六是与有关的国际、国内非政府组织（NGO）的项目活动结合不足，表现在经费、人力不足，同伴教育活动不系统、不彻底。何群表示，实际上上述不足也是国内各地存在的通病。“同伴教育”的成效究竟如何，还需要进行客观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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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冲突多
心理危机也多
除了面临艾滋病的威胁，因性取向与社会主流有冲突导致的情感心理问题，也是男同性恋者最常遭遇的问题。
不被家人理解易走极端
志愿者阿强告诉记者，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堪忧，“爱之关怀”热线接到的咨询电话中，询问情感心理问题的求助者越来越多。他们曾在一星期内劝下了两名欲轻生者。就在几天前，他还打消了一名29岁的男“同志”闹自杀的念头。
阿强说，未婚男同性恋者想不开的原因无一例外是遭遇父母的“逼婚”。和异性恋者一样，同性恋者也希望能和爱人长相厮守，但由于同性婚姻不被承认，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终身不结婚，要么勉为其难地结婚生子。“为了圆父母传宗接代的梦，我们要结婚；为了自己的幸福又实在不想，徘徊在十字路口，情绪很难不受影响。”阿强说，特别是那些没有固定伴侣的男同性恋者，一旦看到有固定伴侣的人过得很好，会受到很大冲击，一时想不开就容易采取极端做法。
即使是那些按照父母要求娶妻生子的人，因为无法抑制对同性的感情，想离婚又不愿伤害妻子，结果婚后备受感情折磨。有的人想到折中之举，瞒着妻子继续跟固定的同性情人交往，或者玩“一夜性”，但维持两个“家庭”造成经济负担过重，同样有压力。而多性伴是导致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有同性恋者呼吁，社会不应歧视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应该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以此来解决上述问题。
专家建议对歧视不需过敏
对此，何群善意地提醒：“要注意对‘歧视’的理解，不要过于敏感，积极理解政府的防艾措施，并积极给予配合。”他指出，目前我国没有任何法律禁止同性恋性取向，争取“同性恋的权利”之时不能错误表达为“争取人权”，因为两者的含义并不相同。对于同性恋者呼声较高的“同性结婚”等权利，切记“欲速则不达”，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眼前最关键的问题仍是健康、和谐。
责任编辑：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