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人管

　　1996年，李德玉从宁夏农村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巩留县塔斯托别乡打工，一干就是9年。

　　最初，他从一家农业开发公司承包了几十亩荒地，开始以改良盐碱地、种粮为生。

　　后来，他把老婆也接了过来，并在这里生了4个 儿女。后来，到这里开荒种地的人越来越多，几户变成了十几户，又发展为上百户。一个自然村落慢慢形成，虽然政府并没有认定这个村的合法性，但这里的人们把它称为升长开发村。

　　按乡政府提供的数字，到2005年，这个自然村有178户，950人。村里的村民说，实际人口要多于这个数，但政府不知道，因为这里没人管。

　　按村民的说法，这里是“四没村”，没电、没水、没路、没人管。

　　全村只有3家有钱用太阳能发电照明，其他人家中都用煤油灯或是清油灯、蜡烛。虽然这里离乡上只有7公里，距离有电的村不足两公里，但他们也只能望电兴叹。乡政府不同意给这个没有建制的村通电。

　　村民平时吃的水就是村边用来排放盐碱的水渠中的盐碱水，又苦又涩。记者在现场看到，渠里的水十分浑浊。村民告诉记者，水倒进水缸里，起码得两个小时才能澄清。很多村民说，他们初来时，一吃这水就闹肚子，时间久了，好像肚子也习惯了。冬天他们都吃雪水。村民说，雪水比渠水好吃多了。

　　村里通往外面的路只有一条，但严格说这不是路，泥泞、凹凸不平，其中有两公里路连骑自行车都很难骑。

　　虽然这里已经住了千余人，形成了一个自然村，但这里并没有村小组，没有村委会，没人管治安。

　　“这里是个无政府村。”村民们这样说。

　　“乡政府除了来收土地承包费以外，什么都不管。”村民马玉成说。

　　“我们希望政府来管我们，不希望这里成为什么世外桃源。”另一村民说。

　　这样的“无政府村”在塔斯托别乡还不止升长开发村一个。

　　在距离升长开发村15公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库尔旦村也是同样。

　　库尔旦村的形成和升长开发村大致相同，但这里的人更多，据村民称，这里起码有400户，2000多人。

　　库尔旦村与升长开发村不同的是，这里有电，有一所未经批准而开办的私人学校。其他和升长开发村都一样，没有村小组，村委会，没人管计划生育。

　　两个自然形成的村子为了能有人管，多次找到乡里，希望政府能在村里开办学校，更希望自己生活的地方有组织有政府。

　　“我们希望过上好日子，但这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现在这种无政府情况，我们找不到资金，没有信贷，生活生产都受到影响。”一村民说。

　　“我们大人多是文盲。但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娃再是文盲了。村里很多娃现在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进城连厕所上写的男、女都不认得，我们看着心急啊。希望政府能救救我们的娃娃。”李德玉眼里的泪在打转。

　　上学没人管

　　在升长开发村，“村民”们把一份按满了手印的材料送到记者手中。

　　这是一份全村6岁到15岁适龄儿童要求上学的签名，孩子们不会写字，只好按手印。

　　记者数了一下，有520个适龄儿童的手印。

　　库尔旦村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只有部分孩子在村里上了私办的小学，还有400多名适龄儿童没有上学。

　　两个村加在一起，有近千名适龄儿童失学。

　　“我们多次找过乡政府，希望能解决这些孩子的上学问题，但他们都以我们的户口不在本地为由，拒绝了我们。”升长开发村村民木沙说。

　　38岁的木沙说，他看到村里的孩子整天乱跑，大一点的就放羊放鹅，6岁到18岁的孩子基本上都是文盲。2001年他决定办个学校，让孩子们能识点字。于是他卖掉了自己家的两头牛，用3500元买来了木头和砖料，准备盖3间校舍。

　　还没动工，乡政府就来人阻止，并告诉他，如果盖学校，就收回他的承包地。

　　但木沙还是想办学校，他就将自己家储物用的一间房子腾出来做教室，偷偷收学生。

　　木沙说，他的学校收费都是象征性的，主要是把带课老师每月300元的工资凑出来，家庭经济好点的一个孩子每学期交20元，经济困难的只交1元至2元。

　　木沙找来一个外来打工的有高中学历的青年给孩子们上课，只教语文和数学。

　　但就是这样，全村也只有150名适龄儿童来上学，因为这间教室只能挤下50名孩子。

　　2001年8月学校开学，150名不同年龄的孩子分3个班轮流上课，每个班上两小时。教室里没有课桌，没有凳子，只有一块用三合板做的小黑板。

　　“只要一见乡上来人，就赶快让学生解散，学校办得偷偷摸摸的。”木沙说。

　　但这个学校很快就关了。因为很多家庭交不起学费，开不出老师的工资，老师走了，学校只好关了。

　　13岁的马成玉告诉记者，当时家里为了让他上学识字，拿出20元交了学费。上学的那一天，他高兴极了，他把老师发的课本揣在怀里，睡觉时都不肯放手。

　　但他只上了一个学期的学，当老师告诉学生们学校要关了时，他哭了。马成玉说，那天好多同学都哭了。

　　从那以后，马成玉又拿起了放羊鞭。

　　马成玉见到记者时说，他现在只认识10个字，数数只能数到100。

　　记者在纸上随手写了“上学”两个字给马成玉认，他低下头，而后摇头表示不认识。

　　今年15岁的苏里麻乃（小名）没有上过一天学。他对记者说，家里有4个孩子，自己是老三，家里没有钱，看到别的小伙伴上学，自己很是羡慕，没事就跑到教室的窗外向里面看。他15岁了，但是一个字也不识，连大名也没有，每天就是放羊。

　　村民们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大多认识到没文化不行，只要家里有些钱都愿意让孩子上学。虽然当时木沙办的学校不正规，但孩子能识点字，现在连这么个愿望都实现不了。

　　为这事，村民们不断向政府反映，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你们不是这里的人，户口不在这儿，想上学，乡上县上的学校大门都是敞开的。

　　可村民们说，这里离乡上有七八公里的路，想上学就得住到乡上，要上中学就得去几十公里远的县上，这要花很多钱。村里只有几家能有钱把孩子送到乡里或县里上学，住在亲戚家。但大部分家庭没有这个能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成为文盲。

　　库尔旦村也有个私人办的学校，54岁的办学人马玉彪是巩留县的老人，来新疆30年了。1998年，马玉彪卖掉了自家的一间房子、14头牛和140只羊，来到库尔旦村办起了一所小学。

　　他说，看着那么多娃娃天天在盐碱滩上跑，什么都不会，太可怜了。希望娃娃们能睁开眼睛，不要再像他们父辈一样。

　　可是，马玉彪办的这所学校至今没有合法手续，他找过政府许多部门，答复都令他失望。“我现在是合理不合法。我想不通，眼睁睁看着这么多孩子失学就不非法？我拿钱来办学反倒成了非法？”

　　他拿着学生的成绩单告诉记者，“这些学生今年就要小学毕业了，也许他们从此再也进不了校门了。村里没有中学，让这些学生住到县里上中学，经济条件根本不允许，等待他们的又将是失学。唉！”

　　马玉彪说，13年来只有8个孩子到县里上中学，县里去年才同意接收。

　　生娃没人管

　　在升长开发村，村民们告诉记者，这里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千余人的村子，孩子占了一半还多。库尔旦村的情况也差不多。

　　升长开发村36岁的兰志堂有4个孩子，他说，这里多数家庭都有这么多孩子。

　　“这里很多人都不知道计划生育政策，都是些文盲。也没有政府的人指导我们。”42岁的苏占云告诉记者，自己知道计划生育还是在外面打工时知道的，当时自己已经有4个孩子了，日子太难过了，再生就养不起了。

　　很多村民都说，他们过去并不知道怎么计划生育，不了解该采取什么措施，也没有人来村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都是稀里糊涂地一个接一个地生，日子越过越穷。

　　为了能有人管管村里计划生育的事，马玉彪曾向一些部门反映过，向县里一些人大代表送过材料，但也没用。

　　有村民告诉记者，因为这里无人管，慢慢地就成了超生基地。一些人专门到这里来生孩子，孩子生下来就走了。

　　45岁的马忠仁有5个孩子，他说现在村里多数人都想计划生育了，可因为没文化。也不懂措施，动不动就怀上，但打胎很多人又付不起钱，没办法只好生下来。

　　生下来的孩子就成了黑户。

　　马忠仁的女儿马米奶7岁随父亲到这里，去年她22岁嫁到外县去了，但还是黑户。

　　据村民们说，到这里后长大成人的青年有近200人，至今没有身份证。因为没有合法的身份证明，这些年轻人也无法外出打工。他们成了家，又要在这里生儿育女，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父辈一样也无计划地生育？

　　村民们说，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现在没有人管。

　　乡政府：不该我们管

　　对升长开发村和库尔旦村的情况，乡政府是了解的。

　　“但这些不该我们管，因为他们不是我们乡的人，他们的户口不在这里。”塔斯托别乡党委书记李强说。

　　升长农业开发区开发始于1996年，当时国家为了改良草场，出台有偿投资开发政策，国家投资80％，地方拿20％。国家在塔斯托别乡投资200万元进行渠、桥、浇灌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受益部分，80％偿还国家。在这个政策引导下，塔斯托别乡与拥有草原证的牧民达成为期10年的承租协议，由乡政府牵头将劣质草场承包出去，用收取的承包费偿还国家投资，10年后将改良后的草场返还给牧民，一举两得。

　　于是，乡政府将3000亩盐碱地承包给了以农业开发为主的克拉玛依华龙公司，并签订了承包合同，2004年12月31日到期。

　　据李强书记介绍，华龙公司在经营到第5年时，出现连续亏损，于是私下将所承包土地转包给了从甘肃和宁夏来这里打工的农民，合同期限3年至5年不等。承包改良土地期间，只收取土地承包费，每亩地一年50元至70元不等。

　　到2004年乡政府和华龙公司的合同到期，乡政府欲将承包的土地返还给牧民时，这才发现来这里开发土地的打工者已安营扎寨。

　　“开发荒地让我们来，我们把所有精力和希望都投入到这片土地上，等到盐碱地变成了耕田，却要卸磨杀驴，赶我们走了。”一些村民对乡政府的态度很是不满。

　　“当时来承包土地时，乡政府曾许诺到时可以解决我们落户的问题，可现在乡领导换了几任，承包合同也到期了，却没人承认当时的承诺了。”村民们认为乡政府不守信誉。

　　但乡政府却认为自己并没有错，均在按法律办事。“乡政府是将草场承包给了华龙公司，至于华龙公司又转包给了这些打工者，在法律上乡政府并不承认。感情归感情，法律归法律。”乡党委书记李强说，更何况现在合同已经到期，乡政府有权根据需要收回承包地。这些打工人员应回到他们的原籍，我们也没有义务安置他们。

　　在乡政府看来，这些打工者没有当地户口，因而他们的子女上学问题、计划生育问题理所当然不该乡政府来管。如果让他们在这里落户，就得拨给他们土地，乡里没有这么多土地，而且乡政府也没有这个权力，需要上级政府批准。“乡政府为了能平稳地让这些合同到期的打工人员回原籍，为此乡里特地拿出了350亩地给这些人员，让他们在生产生活上有个过渡，不至于在迁移中损失太大，希望他们能在两年内迁走。”李强书记说。

　　可乡政府面对的是拖家带口的两个村600来户，3000多口人。乡政府也意识到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了。

　　伊犁州巩留县教育局一位人士告诉记者，孩子失学的问题县里还是很重视的，教育局也多次去乡里调协，但有些事情得政府决定，不是教育局能说了算的。对马玉彪私人办学问题，该人士称，承认其合法性还不成熟，如果要纳入公办，必须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但目前马玉彪办的学校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这位人士坦率地对记者说，如果在两个村子办学，就等于承认了他们的合法身份，那么县里的“普九”工作压力就非常大了，很可能过不了关，会拖县里“普九”成绩的后腿。

　　巩留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位瞿女士称，两个村的事县里都知道，也曾会同有关部门一起协调过。因为那里的人没有在这里落户，因而一直按流动人口管理。她说，目前乡级计划生育部门的人手非常少，力量很薄弱，这两个村的计划生育问题需要县、乡、村“三级联动”，计生、公安及其他职能部门合力解决。她同时承认，在计生问题上，对流动人口不应有任何歧视。

　　巩留县一位人大代表称，对这两个村的问题，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户口问题可以商量、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但孩子上学、计划生育问题政府必须管，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应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者：记者 刘冰 李润文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