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伯欣张泽民

    家庭凶案疑云（下篇）

    （一）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问题最可能出在包荫焘的身上。

    经过心理动态分析，我们把冲突集中在父子之间，认为作案人的犯罪心理指向最有可能 是针对包父而来的。

    包父不到50岁，担任一定的职务，性格比较暴躁，虐待长子，善交友，善待异性，为人厚重，有人反映他有男女关系问题，群众对他有敬畏惧怕的一面。

    包荫焘，25岁，从小在外祖母家长大，家庭地位低下，高中文化，停薪留职经商，经济上入不敷出，生活上追求金钱酒色，公众对他评价极其不佳。

    疑点凸现在1月18日这天下午。包荫焘曾数次打电话叫人转告家中他晚上不回家了。在下午3点多钟，包荫焘曾敲开邻居家门，说忘带家里的钥匙，给家里买了两块镜子，暂时放在了邻居家门口的咸菜缸上。没带钥匙这一条，有包荫焘商店的店员证明，那天他确实把钥匙包落在了办公桌上，还是店员收起来的，直到第二天下午才交给包荫焘。18日晚约6点40分，他又敲开邻居家门，告诉说家中此刻没人，进不去门，让邻居别忘了帮着把咸菜缸上的镜子给他妈送去。他就去了姥姥家。问题是当天下午3点多钟到6点多钟他在干什么。据包荫焘讲，他下午回家后，把自行车放楼下，坐公共汽车去了医院、印刷厂、商厦等地办事购物。但经调查，他实际是在第二天上午去的医院、印刷厂、商厦等地。那么，这天下午他到底在做什么？

    还有，包荫焘报案后似有伪装之嫌。当时警方安排他暂住招待所，他摇摇晃晃地下楼，似乎痛苦得走不了路，几个人去扶他，说给要个车送送。这时，一位邻居老者可能看出了什么，在背后大喝一声：“放开他！他会走！就这几步路还要什么车！”包荫焘立时站稳自己走了……

    但是，此案中仍有许多未知因素让我困惑不解。包荫焘到底跟父亲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妹妹吗？为什么非把其他人也都杀死？一个人作案能有如此杀性、仇恨和胆量吗？如果是二人作案，他们共同的动机目的又是什么……

    6月18日晚饭后，几名侦查员打电话把包荫焘从家里叫出来，跟他说专案组要问一些情况，请他上了车就直奔H市郊区。

    （二）

    临时的心理测试室设在郊区一处武警部队营房里。这次使用的是刚升级不久的PCA96型心理生理测试仪，已经在一张办公桌上安装调试完毕，连接好了各种导线。我和王教授、祖丰坐在办公桌后，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着揭谜解密了。

    分析了半天包荫焘，而当他出现在面前时，却发现他本人与我对他的想像差距很大。他长得高高的，瘦瘦的，似乎身体比较弱，肤色偏白，挺直的鼻梁架一副黑眼镜，眉眼间没有丝毫的凶残之相，倒是隐约透出几分斯文书生的忧郁神情。

    我请他坐下，便开始了测前访谈阶段。我们先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气氛还是比较融洽的。我把他归入粘液质，这种气质的人平时话不多，有什么事爱窝在心里，不轻易向外人表露，看到他的鬓角上方确实有一块显眼的斑秃，我就问：“你的头发怎么掉的？”

    “不知道。去年7月份就发现有了。”他低下头，用手分开长发指给我看，“头顶上还有呢，总共掉了四块头发，到医院看，总也好不了。”

    “是吗？”我心想，你家被杀了四口人，你掉了四片头发，这里面会不会有某种心理凝聚对应关系……

    我说：“你家里出了这样的不幸事情，作为公安的职责是要找到凶手，当然，这也包括你在内，配合公安破案，责无旁贷嘛。”接着我向他提出了测试要求，“包荫焘，今天我们就你家发生的案件继续对你进行调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你知道的回答‘是’，不知道的或不清楚的回答‘不’，只需要回答这两个字；也可以不回答，沉默是你的权利；不用任何解释，听明白了吗？”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和祖丰在他身上固定好传感器探头。随即我使用心理语言学的方式开始向他提问———

    “你是包荫焘吗？”“是。”“你今年是25岁吗？”“是。”

    “你是否知道去年1月18日下午，包××一家四口人被杀的事？”

    “是。”

    我们三人紧盯着计算机显示屏。红、蓝、绿三条线开始有了小小的变化。张祖丰用笔记录下了对包荫焘每一个提问时的仪器上出现的变化数值。

    “你怀疑这个案子是谁干的？”“不知道。”“你知道这个案子是谁干的？”“不知道。”“你看见这个案子是谁干的？”“不知道。”“这个案子是你干的吗？”“不知道。”

    显示屏上图谱的三条曲线又有了起伏上升，但变化不大。开始时，根据包荫焘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我已经调大了皮肤电信号增益，但图谱显示的变化差别还是不很明显。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在测试时同步记录下每一问的具体数值，这样在评判图谱时同样能很清楚地判别出被测人的心理痕迹反映。碰上体质差生物指标偏弱的人，直接记录数值是最好的办法。否则便有可能漏了嫌疑人。

    “这个案子是一个人干的吗？”“不知道。”图谱曲线同步变化。“这个案子是两个人干的吗？”“不知道。”“这个案子是三个人干的吗？”“不知道。”“这个案子是四个人干的吗？”“不知道。”

    图谱曲线逐渐趋于平缓。这时的房间里静得出奇。包荫焘一直表情漠然地看着墙，似乎不经意地回答着问题。但他内心知、情、意和人格等系统的心理活动都清晰地反映到了计算机屏幕上，被同步地显示出来。我注意到他的面部特定区域和眼睛等部位，也有了异常的生理反应特征。

    “案犯杀人是因为工作上的问题吗？”“不知道。”

    “案犯杀人是为了毛毛（包荫焘妹妹的小名）吗？”“不知道。”

    这是我们事先设计的一组目标题，测试的是人的意志行为动机。计算机屏幕上显示的图谱曲线出现了一次高强反应！关于奇特性因素的推断“中靶”！王教授在一旁都看出来了，捅了捅我，会意地一笑。

    “案犯杀人，是为了钱吗？”“不知道。”“案犯杀人是因为家庭矛盾吗？”“不知道。”“案犯杀人，是为了争家产吗？”“不知道。”

    这几问上图谱曲线就没有什么变化，对比非常明显。接下来才是应为案犯独知的情景问题，包括案犯先杀谁后杀谁、受害人是否有反抗动作、给哪个受害人补枪等，每组问题的目标题都有异常心理反应。当问到“盖被子”一组测试案犯意志行为目的的题目时，被测人出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案犯用被子把死人盖上，是出于习惯吗？”包荫焘当时就显现出想呕吐的痛苦状，持续了近一分钟，我不得不调整了提问的速度，待他恢复得差不多再问。

    “案犯用被子把死人盖上，是怕被人发现吗？”

    “不知道。”

    “案犯用被子把死人盖上，是不愿看到死者的样子吗？”

    “不知道。”

    “案犯用被子把死人盖上，是为了破坏现场吗？”

    “不知道。”

    这几问图谱曲线最高数值出现在“是不愿看到死者的样子吗？”这一问上。看来用被子遮死者脸的原因是在这里。

    用这套题我们对包荫焘总共测试了三遍，每一遍的心理反应都不大相同，目标题上有屏息，而且每一遍只要一提到盖被子这组题，他都出现恶心情绪状态。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唤起了他作案现场的那种情绪体验和应急状态———死者满脸血的样子让他感到难受，不愿目睹，恶心呕吐应是他当时的真实情绪状态，因此他没有多想，顺手就用被子把死者的面部给遮盖上了；而且更具心理学意义的是，这一现象说明他的这种情绪状态从形成后能够一直持续到接受测试之时，并能为有针对性的问题提问所充分地“唤醒”。

    然而，三遍测试的结果，从图谱上看，多数目标题与一般题虽有差异，但不大。按照通常的杀人案件测试，一般都是差异极为悬殊。我们在一起讨论认为，这种情况应与包荫焘长期酗酒、吃饭睡眠不正常导致身体虚弱有关，体能差生理反应指标自然弱。这时，张祖丰拿出了测试时记录的每一道题的数值，经比较可看出，虽然总体差别不大，但目标题的数值比一般题还是高出了一倍多，其中“案犯杀人，是为了毛毛吗？”这道题的数值最高，测试题目的总体对映率为75％以上，完全能得出肯定的结论。

    经测试发现，包荫焘为此案的作案人，且此案为一人所为，其犯罪心理动因系为毛毛的事，案发当天下午他本人在作案现场，枪杀顺序为其父、其母、其妹、其弟，先后向其父、其弟头部各打两枪，向其母、其妹头部各打一枪，作案中用被子遮盖几个死者系不愿看到死者的惨状。

    确定了包荫焘的涉案嫌疑，我们几个又从别的屋回到测试室，由王局长亲自向包荫焘宣布刑事拘留，紧接着给他上手铐、脚镣。当时天气还不热，但是包荫焘顿时就像进了桑拿浴室，头上脸上大汗珠子滚滚而出，掉在地上真是摔成了八瓣，打湿了脚下的地面，衣服的前胸后背都湿透了。他这汗出得真够邪行的。人被带下去后，祖丰说：“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出汗的人。”王教授也说：“一看到这个人大汗淋漓，我就放心了，肯定是他！”

    （三）

    与包荫焘的测后谈话讯问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第一次开口是在6月19日。经过一下午的谈话，到晚上11点30分，包荫焘表示要主动供述———

    1994年9月份，我从银行贷了两万元款，贷款后堵经济漏洞和进了点货。这笔钱花光了，商店也不景气，贷款也还不上，我很着急。贷款马上要还了，也怕我爸、我妈说我。我想：“家里有那么多财产，如果他们都死了，我一定能得上。”所以我就决定用枪杀死全家。

    在1995年1月18日那天，我3点多回家。家里没有人，我是用钥匙开门进去的，我以为这是个机会。我从我爸屋柜子里把枪拿出来，从抽屉里把子弹拿出来，在家等家里人回来。等到下午5点多，我爸回来了。他进家换了拖鞋。当时我藏在毛毛的房间里，不知什么原因，我爸进了我家中间的屋子，我悄悄跟上去，手里拿着枪，我当时光着脚，看着我爸快走到卫生间门口时，我开了枪……

    这份供述讲出了作案过程，但案中的很多谜仍未解开。

    20日晚上，我和王教授、张凯主任继续与包荫焘谈话。他又不吭声了。王教授最后说：“咱们爷俩能在这里见面可不容易啊！你看你前面不是讲得挺好嘛！就那点事儿，还有什么好隐瞒的？……你要再不讲我们就走呀，由别人来问你好了。”

    包荫焘闷了一会儿，看见王教授在点烟，说：“我也想抽口烟。”

    王教授说：“行啊！”

    点上烟抽了几口，包荫焘又说：“我想喝口酒。”

    王教授又答应了，让人给他拿去，还说今天是端午节，再给带几只粽子来。“人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这当口王教授又跟他说上了，“你爸、你妈、你妹、你弟的不对，就不说他们了。人死了就是没了一口气。他们的不对你是最清楚了，但到了这时候也就不用管啦。咱们现在就说说你的不对……”

    谈到这儿，包荫焘一下子激动起来：“那个晚上，我爸进了毛毛的屋，气得我恨不得杀了他！”他就要讲下去。王教授说：“咱们等会儿再说好不好？先喝酒，吃粽子。”

    等喝完两口酒，包荫焘用手背在嘴上一擦，开始了第二次供述。

    ……其实，我这么做，不是为钱，但我只能往钱上说，其实，两万块钱算什么，可是我实在不好意思说。

    我觉得，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很难区分。我这种行为是恶。我以后改。但是，我很佩服我爸，但他的生活行为，给我留下阴影，善恶在他身上都存在。我爸死，是个报应。我妈很姑息他。我弟弟，如果有下辈子，我让他杀我一回。

    我认为，人已死了，我爸爸的事，我也不愿说他的恶了。我坦诚地说，我爸对我妹妹也有恶。1994年12月份的一天晚上，大约12月10日至15日之间，我和弟弟上床睡了的时候，我的屋门开着一道缝。听见我爸爸那边有“咣当”一声，我弟弟已睡着了，可我没睡着。实际上，我爸爸进了毛毛屋了。第二天早晨，我问毛毛：“昨晚上没事吧？”可毛毛说没事。当时我恨得想打毛毛一巴掌。我忍了忍，上了楼。后来，我想与我妈谈。我问我妈：“我爸爸这段没毛病吗？”我又说：“毛毛这几天不对劲！”可我妈说：“这段你爸爸没这事，毛毛又有啥呀！”我×！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我那些天都有些神经病了，晚上有点动静我就出来，我爸出来，我也出来，他喝水，我也倒杯水。我恨我爸爸、妈妈、妹妹。我妈妈姑息养奸，毛毛也把我当傻子了！我的弟弟是最无辜的，我当时实在是没办法呀！

    我家举行葬礼时，我看着四具尸体，那三个人是该死，可我弟弟才二十多点，当时我左思右想，想留下他。杀了他们三人后，我想，为了保护我自己，不能让我弟把我揭穿了。我为啥打我弟两枪？我打我爸两枪，他真该死！我弟弟身强力壮，我当时怕他活过来。

    我看过法律书，奸淫幼女罪，判得太轻。我去起诉我父亲吗？与其那样，不如痛快点！我希望这一点不要被别人知道……量刑判刑就依据两万元最好。

    我确实受不了这种压力，做出这种事！只有我弟弟是无辜的。我作案后一年多来，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别人问我是谁杀的？我心里最明白，可我还在说可能有仇人，有什么别的人，其实我骗自己，骗别人呀！我真是处心积虑呀！

    （四）

    包荫焘停止了讲述，泪水还在悄然地流淌着。

    我轻声问：“包荫焘，你和你妹妹关系到底怎么样？”

    包荫焘显出十分尴尬的样子，苦笑着摇了摇头。

    我知道不能再往那儿问了，便说：“你今天晚上能把真正的前因后果讲出来，态度是真诚的。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回去再好好想想，看还有什么要说的……”

    本来准备就到这里了，没想到包荫焘表示，有些话不讲出来难受，他还要继续讲———

    我小时候，9岁的时候，已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学习不好，我爸爸总是打我。到了11岁、12岁时，我爸爸打我就是有目的的，因为我向我妈讲了看到我爸搞几个女人的事。当时我又吓又怕。我妈找我爸对质，我妈说是我看到的。

    因为我家当时在区委住，三间房。我和弟弟在学习，中途我去喝水，从我爸的房间门缝里，看到我家早年的保姆……窗帘拉着。看到后，我腿走不动了，回到学习那屋不知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和我妈说了。我没想到我妈与我爸闹矛盾后，谁也不理谁了。我爸爸回来时喝了点酒，把我关进储藏室，打我，用皮带。当时他说我学习不好，打了一顿，前后约一个小时。之后，我爸爸常问我学习，说我撒谎，让我跪小板凳，从晚上9点跪到半夜。我起来一下，我爸见到后就骂我，拎起我就到后凉台。从凉房内拿出铁锨来，用锨把打我。打得我第二天骑车送我弟上学时，车子都蹬不动，硬咬着牙把我弟送到学校。我当时想，为啥大人犯了错误还拿我出气，而且我也没说错呀！从那时起，对我爸的印象就与过去两个样子了，从此我就恨我爸了。我爸若对我亲热一下，我都觉得受宠若惊了。

    后来，面临初中毕业，直到我上班，打骂还有，比以前稍微有转变。我14岁开始在下边县里的技校上班，做通讯员工作。上班后，我家又来了一个保姆，毛毛在家学习时，我爸和保姆，一说话就把门关起来。有一天回家，毛毛向我说了我爸与保姆的一些事。我父母因为这种事打得不可开交，后来和好了，保姆也走了。之后，家里还算平静。

    后来我家搬到了现在的房子，住室是我爸安排的。我妹妹被安排在我爸房间对门，我被安排在中间那屋，我妈被安排在中间屋里间……

    包荫焘把全部真相都主动地说出来了。他对自己的行为痛心疾首，追悔莫及。他说，作案后天天酗酒，就靠着酒精和宣泄来获得短暂的解脱和心理上的转移；而一旦处于清醒状态，马上便会陷入极端的恐惧与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麻醉和性寻欢……有时候他真感到生不如死。

    包荫焘亲口对我说：“自己最对不住的人，除我弟外，就是这一年来与我同居的女朋友。她对我太好了！……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她，因为，因为她长得太像我妈妈了！”他请求，从家里的遗产中拿出三万元给同居的女友，自己的遗体也让她给领了……

    包荫焘连自己的后事都作了安排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我真舒服啊！很久了，都没有过这种轻松的感觉了……”

    我抓住时机问包荫焘：“那天对你测试时，为什么提到有的问题时，我看你想吐似的，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你提的问题我就不能听，心情上受不了，一听问题脑子里马上就是作案时的那些画面，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恶心……”

    包荫焘被带下去时，窗外东方渐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了。

    我们回到宾馆。喝着当地的热奶茶。大家都尽量不去议论刚刚结束的测后谈话讯问，似有难言的郁闷。任务虽然完成，我的心情反倒沉重起来。

    当我听着包荫焘说起他童年的挨打经历，说起他对亲生父母和小妹的愤恨，说起他心中的万般悔恨，这个时候，我自己心里的那种无法言表的难受程度其实并不在他本人之下。当包荫焘在哭泣中发出颤抖的声音时，我的心也同样在颤抖着……（摘自《心证》该书由群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