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正在接受《中国财经报道》记者专访

　　《中国财经报道》播出节目《中国如何跻身富国行列》，以下为节目内容。

　　主持人张冬：前不久，7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齐聚北京，时隔半月，诺奖大师们大都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只有一位一直留在中国，他就是2004最新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这位诺奖大师在中国之行的最后，用三个提问，把“中国如何挤身富国行列”的问题摆在了大家面前，他的三个提问是什么呢？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有什么漏洞？为什么作为国家没有同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为什么有一些国家比中国更早地进入经济增长？”

　　在一连串的提问之后，人们开始明白这位诺奖大师为什么把“克服国富的障碍”作为他中国之行的最后演讲题目，在这场名为“中美新市场经济研讨会”的论坛上，在长达半小时的发言中，普雷斯科特以他擅长的列举事实的方式，对中国如何走向富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普雷斯科特：“我对中国提的建议，开放是关键的，宋朝的时候中国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明朝的时候开始闭关自守，技术上出现了倒退。中国市场经济巨大的上升是由中国一批企业家引导的，中国还会有更多的好事出现，我的希望也是这样的。”

　　普雷斯科特对中国宋朝、明朝经济的研究比较，让人们对这位来自美国的学者刮目相看。虽然普雷斯科特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但是他对中国并不陌生，在美国执教期间，他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史。在论坛的圆桌讨论上，普雷斯科特语出惊人，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跻身富国的行列？怎样才能快一点提高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他一一列举了中国走向富强存在的障碍，比如大型的国有企业运行方式不是那么透明，大型国企的领导往往会通过一些政治上的影响力，阻碍急需的变革等等。如果这些障碍无法改善的话，经济增长就会受阻。

　　主持人张冬：普雷斯科特提出的这些建议可不是凭空来的，他说这是在掌握了300年经济增长的数据后，采用数学模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主要国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的。用数学来解释经济，用历史来验证观点，这正是普雷斯科特的高明之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也正是这种高明，才使他登上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宝座。

　　2004年12月10号，瑞典皇家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新鲜出炉，两位得奖人成为

　　当时全球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人物，由于此前这两个人名不见经传，因为被人称为闯入诺贝尔奖殿堂的两匹黑马，一个就是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另外一个是他的学生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在北京接受中国财经报道记者专访时，讲述了他当天得知自己获奖时的情景。

　　普雷斯科特：“我在睡觉，那时是四点钟，早上四点钟，瑞典皇家学院的人在找我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因为我住的房子里电话坏了，当时正在修理，后来他们得知了我的手机号码。电话响了，我慌乱得还搞不清该按哪个键去接听，因为我以前不怎么用手机。”

　　这就是诺奖新科状元得知获奖时的情形，没有鲜花，没有香槟，甚至，没有惊喜。

　　普雷斯科特：“我也没有觉得特别兴奋什么的，毕竟这么多年来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感到很欣慰，就像当选上了美国先生，一下子成了大家注目的焦点，成了话题的中心，事情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往常的样子。”

　　他和他的学生之所以能受到诺贝尔奖的垂青，是因为他们用数学模型揭示出了经济政策和经济周期背后的时间连贯性。但很多人只看到诺奖的荣耀，却不知诺奖考验的漫长。普雷斯科特是2004年摘得诺奖的，但成就诺奖的主要论文之一却诞生于27年前。1977年，他和他的学生基德兰德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选择的不一致性”。　　

　　普雷斯科特：“那时候美国通货膨胀，那时侯是69年，71年，72年的时候，我就想经济政策能不能改变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应当如何有效地发行货币，于是我就开始用数学模型来研究这一系列的问题。”

　　设想一下吧，如果家庭预计利率将走低，那么他们就会减少储蓄额；如果企业预计货币政策将更为宽松、通货膨胀率将增长，那么企业将会提高价格和工资，经济政策改变着每一个人的抉择，怎么让经济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普雷斯科特研究的精华。

　　王建国，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由于北京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学术上的合作，他开始了与普雷斯科特的接触，在他看来，这位诺奖获得者的学问一点都不高深。

　　王建国：“普雷斯科特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他就说如果政策不延续、不可信，即使是个好政策，结果也会造成很大的坏的效果；即使这个政策不怎么好，只要它是可信的、稳定的，它长期作用，说不定还会造成很好的效果。”

　　普雷斯科特夺得诺贝尔奖的是两个理论——“经济政策一致性”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王建国教授描述的就是其中第一个理论。

　　王建国：“一个学者和一个普通人的差距不在别的，不在于他有没有一些想法，他的想法实际上也是很简单。但为什么这会成为他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这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通过模型、通过推理、通过证明，能够得到一个可验证的结果，这个才叫做学问。”　

　　普雷斯科特1940年出生在美国，他从小就是个害羞不合群的孩子，梦想着成为造火箭的科学家。他大学本科学的是数学，随后成为一名大学老师，2004年他获诺贝尔奖的时候，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贝克伟是和普雷斯科特在同一所大学工作的华裔教授，在他眼里普雷斯科特不是高高在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学者。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副院长贝克伟：“他可以说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但在科研上，他可以说是以最朴实、最笨的方法做学问。”

　　也许正因为如此，贝克伟认为普雷斯科特获奖是迟早的事。

　　贝克伟：“基本上所有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或者是在学术上，他的贡献被人家承认的人，基本上治学的态度，以我这么多年经验来看，没有什么差别，一定都是非常脚踏实地，治学的态度极为严谨。”

　　主持人张冬：校园，应该是普雷斯科特最熟悉的地方， 1967年他获得经济学博士之后，就一直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可以说从来没有离开过校园，在人们印象里，已经63岁、又得了诺贝尔奖的普雷斯科特，怎么也得是个博导吧？在我们国内的大学里，博士生导师和带着一大帮硕士研究生的教授、副教授比比皆是，可普雷斯科特这样一个经济学大师，他在自己学校教的既不是博士生、也不是研究生，而是本科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华裔教授贝克伟已经和普雷斯科特一起工作了将近三年了，他至今讲起2002年把普雷斯科特聘请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的事还觉得很有意思，当时普雷斯科特正在找工作，刚好他有一个学生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书，于是把他推荐给了这所大学。

　　贝克伟：“我们在聘请他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他作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聘请了，他在我们学校，我们并没有给他排很多的课，但是他自己要求，你们给我排什么其它的课我倒不在意，但你一定要给我排本科的课，所以他到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只教了本科的课。”

　　在亚利桑那大学的网站上，普雷斯科特的照片被放在最显著的位置，还有这样一句介绍：他的工作改变了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的思路，可见学校的重视。凭普雷斯科特的学问和才干，他完全可以胜任比较高深的博士课程，他为什么一定要教别人甚至会不屑的本科呢？

　　贝克伟：“他觉得本科的学生就好象一块玉一样，没有经过雕刻的玉，如果在他启蒙的时候你能够好好地开导他，能够把你治学和处世的精神传导给他的话，那对他的影响是不可预期的。”

　　和普雷斯科特一起获得了最新一次诺奖的基德兰德，就曾是普雷斯科特的学生，而且是本科时的学生。在普雷斯科特的个人主页上，挂着一张合影，这是他2002年获得经济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奖项——内默斯特经济学大奖时，和从全国各地赶来祝贺的学生的合影。

　　贝克伟：“他非常提携学生，他这一辈子基本上没有出过一篇单独的文章，他所有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跟别人一起合作的，跟学生合作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冠在前面，所以他非常照顾学生。”

　　在普雷斯科特的个人主页上，还有这样一幅漫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与他并肩而立，并说：“是呀，爱德华，我们用明尼苏达宏观实验室来辅助我们的决策。”而普雷斯科特正是该实验室的主持人，同时还是惟一在美联储任职的诺奖经济学家。作为时常要与格林斯潘喝咖啡的“同事”，他在美国的宏观经济决策中无疑担当着重要角色。但就是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同事眼里，却是这样一种形象。

　　贝克伟：“他有时候看起来象个小孩，他没有什么心思的，他讲话很直，所以你有时候觉得他也蛮可爱的，他不是一个世故的人。”

　　在全程陪伴了普雷斯科特的中国之行后，王建国教授也给了他这样的评价。

　　王建国：“他还有天真的一面，甚至从社会的角度，他还有幼稚的一面。”

　　主持人张冬：普雷斯科特，一个治学严谨的经济学家，一个不懂世故的可爱老头，一位认真负责的大学教授，这样的一位诺奖大师？在中国之行的最后，对中国走向富强，提出了哪些与众不同的建议呢？

　　普雷斯科特说，在1800年，中国和欧洲的生活水准没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1850年之后，欧美国家每35年他们的生活水准就会翻一番，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一直到1950年以后，开始有更多的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

　　普雷斯科特：“只有当生产力增长的时候，或者是只有当生产效率增长的时候，也就是每单位的投入量得到产出有所增长，后起国家才有可能赶上先进的国家。效率大量增长会导致经济增长，比方说在中国，过去25年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经济增长奇迹，生活水准每12年就翻一番。”

　　那么，什么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障碍呢？普雷斯科特认为，在提高生产效率的进程中，往往回遇到各种现实问题，他举例上世纪90年代早期，有一家瑞典厂商，购买了俄罗斯的一家造纸厂的股权。并且计划花一亿美元把这个纸厂现代化。

　　普雷斯科特：“而当地的人民非常担心由此下岗，引起当地人民发起了赶走瑞典人的行动，结果他们成功了，其实瑞典人并不软弱，他们也很坚强，但是还是失败了。如果有了更有效率的新兴技术，有这样的新技术就会使劳工失业，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大幅度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得回自己的工作。”

　　普雷斯科特认为，开放的自由贸易是解决这种障碍的重要手段，在自由贸易俱乐部中没有谁可以禁止成员采用先进技术。

　　普雷斯科特：“开放是好事，竞争是关键。实际上贸易量的大小并不是关键，贸易量并不是竞争优势所在地，现在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他们的增长速度也很快，而且亚洲国家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他们选择以出口为导向，富国是一体化的，特别是大的国家都实现了一体化。”

　　一向主张自由贸易的他这样评价当前的种种贸易争端。

　　普雷斯科特：“其实现在亚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现在不是简单的把亚洲产品出口到美国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把工厂建在中国，运来原料，在这里生产，然后把产品再运回到美国。仅从数字看，中美贸易逆差很大，但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贸易逆差并不大。”

　　主持人张冬：由于普雷斯科特行程安排得很紧，我们只有15分钟时间对他进行专访。为能争取到再次采访的机会，我们的记者还特意买了一个小礼物，在一个空隙送给他，同时委婉提出采访的要求。没想到，礼物他收下了，却没答应接受采访。这就是熟悉他的人所说的天真和不世故吧，但同时我们也从中感受到了另一方面——守规矩和不妥协，这也正是这位诺奖大师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