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庭斌身后摆放的一些很有造型的艺术品。本报记者浦峰 摄
对话人物:唐庭斌
1977年生,湖南衡阳人,中央美术学院教师,
毕业于美国赛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
对话动机:2005年6月15日本报A03版视点栏目刊载了一篇题为“一个‘海归’的困惑”的文章。作者是来自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海归派”教师唐庭斌。他在文中称:怀着一腔热情回国,但现实生活的残酷让人迷惘;大学学费年年在涨,高校老师们却还在为生计而奔波等等。
为此,本报记者昨日与唐庭斌本人面对面,就相关问题展开对话。
让我们首先看看一位“海归”教师在其《一个“海归”的困惑》中所描述的现状:“局外人绝对不会相信,我们自己也羞于启齿,中国美术最高高等学府的基本工资居然只有可怜的1300元人民币,加上课酬,也不过总共在2500元徘徊,没有住房分配,我的合同上的住房补贴一项是70元。”
“北京的消费很高,我最初住的一居室月租就是1500元,加上其他费用,每月总是入不敷出。现在搬到远郊居住,房租是下来了,可每天得花2小时在公交车上。倒贴钱教课的日子如果一直就这么撑下去,我也不知还能撑多久。”
“国内各院校的纷纷盲目扩招,教学质量下降,硕士博士也开始有点滥了。鱼龙混杂,稗麦夹杂,安心学术、安心研究的很少。”
“海归”唐庭斌成为一个主动站出来的范本,它考量着国内高校教育的经济环境、价值取向以及未来方向。
回国是因为理想主义,美院的氛围也不错
新京报:看过你此前写过的文章,首先,想让你谈谈你回国时的情况。
唐庭斌(以下简称“唐”):去年10月,我回无锡参加一个工业设计周,之后我到中央美院来做了个讲座。然后跟设计学院的王敏院长有个交谈,他说自己很想发展交通工具这个专业,我也非常感兴趣,去年也就教了一两个月这方面的课程。随后又回美国去了,春节也是在美国过的。今年3月3日,(我)就正式来到中央美院了。
新京报:你说自己的基本薪水只有1300块钱,当时王院长没有跟你谈薪酬之类的事吗?
唐:他说过钱的事,我也不是不知道这种情况。其实当时已知道工资很低,而且去年我在这里教课时也拿的是这么多的钱。美院的老师都是这个工资,不会因为我而有所特殊。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唐:可能是因为理想主义吧,我觉得美院的氛围不错;真的觉得有种价值感在其中吧,人活着有时候就是为了一种价值感。
新京报:怎样使你才有这种价值感呢?
唐:过去我是设计师,每当设计完一个作品,它被认可了,我会觉得我很有价值。
学校让我负责汽车工艺设计这个专业,如果能把这个专业做起来,真正改变中国汽车设计的现状,如果将来有我自己设计的汽车在马路上跑起来,或者我的学生的汽车在马路上跑起来,我觉得我会有价值感。
我们受过多年教育,现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新京报:你文章中指出的问题是特别针对中央美院的?
唐:我觉得国内教育现状不对,招生越来越多,学生质量越来越差,这并不是针对中央美院的。其实我在中央美院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我的英文比较好,国际交流比较多,几乎每个礼拜我都会接待国际友人。我也把美国设计圈的人请过来做一些交流。
新京报:在国内,你比较不适应的是哪些方面的现状呢?
唐:对劳动力的尊重还不够,在国外修车,比如零件要100块,他可能会收我600块,其他额外的500块都是手工费、工人的劳务费,工人付出劳动力的钱。然而在中国,他可能就收我105块,这5块是工人的劳务费。这就不一样,可能由于中国的劳动力太多。
我们也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吧,受过多年教育,在教育上投入这么多钱和时间,可是我们却没有那么多的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实如果要是在国外,我的老板给我开出一个很低的薪水,我会跟他翻脸,因为这表示他在侮辱我,他不尊重我的劳动。
新京报:你在经济上很担心?
唐:其实我还是能养活自己的。虽然我现在一个月只能挣不到3000块,但我也可以写一些书,现在我正在写一本教材,虽然发行量不是很大,但也可以挣将近两万块。偶尔还可以接一些活儿,我不担心我会饿死。
但国内没有全民健康保险,我背后有一个大的家庭,而我的妈妈和继父都已经下岗,我妈妈的身体也不好,我的亲戚还有不少在农村,我特怕他们生病。我外公上个月去世了,他住院都要我花钱,我从国外寄1000美元,他们可以当8000块人民币花,好赖也能撑一下,但现在就比较难。
新京报:你现在这个困境有没有向王院长讲过?
唐:他也比较理解,也说过。我们还是比较能够沟通吧。他也只能说我们现在要共同去改善,去改进。希望把一些项目做好了,跟企业有更好的合作与互动,使学校有更多的收入,以此来提高教师的课时费。中央美院是教育部直属的学校,基本工资他也没有办法去改变,因为基本工资标准是国家定的。
其实设计是蛮花钱的。
在国外设计一个模型车其实可能比买一个模型车更花钱,因为他们有大企业赞助,所以还比较好,而中国企业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和税收支持政策吧。
搞教学改革是好事,但其他措施要跟上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如今国内高校的教学改革,比如聘用制?
唐:现在搞教学改革,搞聘用制,这是个好事,这样可以促进老师的积极性。但你取消了住房,聘用制后住房没有了,而钱没有提高一点,那房子怎么办呢?我一个月的房租补贴只有70块钱,你让我到那里去租房子去?所以只是说,现在中国的改革把大家都推向了竞争,这当然是好事,但你要把其他措施也跟上,不管是住房还是医疗保险。
新京报:周围有没有朋友也有像你这样的遭遇呢?
唐:据我所知,很多留学生都是从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回来的,因为在这些国家找工作也很难。但真正从美国回来的,好像还不是很多。
或者他们是派驻中国的,拿着美国的工资,在中国生活,这个当然很好。完全放弃在美国的工作,回来拿中国的工资的,除了我们的王院长,我还没认识的。我们搞艺术的还是有些理想主义的,但现在流行现实主义。
中外差距在于看重人还是机器
新京报:你好像没有你的同事忙?
唐:他们都很忙。说实在的,如果他们在外面有工作的话,在美国就应该算是兼职老师,因为他们没有全职工作嘛。在美国做老师就已经够他们忙的了,很少有老师还在外面有工作。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给人的感觉就是只有领导是全职的了,全院都是兼职老师了。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这么多老师能做兼职了,你觉得这是老师的浮躁呢还是社会的浮躁呢?
唐:我觉得如果选择了老师,那就比较上心吧,我觉得很多老师就跟我一样,只要生活和温饱问题解决了,我就不会想着在外面做什么。就专心做一些学术,其实要把一门课教好,挺不容易挺需要投入的。
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去做兼职哪来的钱呢?现在房子不分配了,他们还得买房呀,买房的钱从哪里来呀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回国的一种感觉,全中国人民都很着急,很浮躁,看着什么赚钱就去干什么。
新京报:现在国内教学硬件跟国外差距有多大?
唐: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虽然比美国私立大学会有差距,但比起有些公立大学甚至还会好一点的,我们今年又花了好多钱买了机床。
但差距我觉得就在于把人看得重要还是把机器看得重要。在国外会把人看作最重要的,但在国内没有这种感觉。他们会觉得一台机床几百万,能用好几年,但他们不知道,一个人才可以用几十年。
新京报:你觉得国内不看重自己的人才,你是有这方面的亲身体会吗?
唐:美院也请的有外教,也有洋面孔。我敢肯定,他们的工资比我们高,肯定用美元计算。其实请一个洋人通常还要请一个翻译,这样的成本其实很大,但他们做出的贡献我觉得不见得就比我多。
有时候领导也发现有些洋面孔才能有限,不过他们需要这些洋面孔来撑门面。
其实,这些洋人除了公司派驻到中国来,要么他真的爱中国文化,要么他们是在本国呆不下去了,未必都是真正的人才。重用洋人,对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很不利。现在中国公司重视外国设计人员,这让中国学习设计的学生心中很不安,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景。
还有,国内厂商不爱用中国人的设计,比如美国最大的设计公司IDEO,为国内的一家手机生产商设计机型,他们给了50万欧元,但如果是中国本土的设计公司,他们能给10万人民币就不错了。
新京报:其中是否有崇洋的心态?
唐:应该有这些。其实像我们这些人花这么多钱到国外学习,我们国内学习设计的同学画草图,做设计,用一些软件其实跟国外差不多,但为什么出来之后我们的学生发展不如他们,就是因为大家都浮躁,老师也浮躁,学生也浮躁,整个社会都浮躁。
学生不知道他们将来能得到什么样的待遇。本土设计师工资那么低,项目费也很低,自己的老师也不安心教学。(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