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赴朝采访，是巴金先生生命旅程中重要一站。当年，巴金因何赴朝？新近在沪出版的《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其中首次发表的“丁玲致巴金信”，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丁玲的信有两封。第一封写于1952年1月7日。全文如下：

    “巴金同志：这封信要写要写地拖了 许久了。我自从整风以来就想着怎样能抽出一批能创作的同志去进行生活与创作。这种思想也同乔木同志所给我们的指示是一样的。现在准备调集一批人去朝鲜、工厂。曹禺也尽力把他拖出行政的岗位，艾芜也是这样。同时我也希望你能摆脱一些事务工作而专心致力于创作。你过去的作品，虽说在思想上还有所不够，但却是有热情的，和感人的，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这是我们今天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因此我极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时间来，如果不能去朝鲜，则去工厂也可。因此我鲁莽地把你的名字列在调集作家的名单之内，这种希望和鲁莽我以为可以得到你的谅解的。你是否能设法来满足我们的希望呢？祝新年好。”

    第二封信写于这年的5月11日。这时，巴金已经赴朝。丁玲信的主要内容是：

    “你的文章很有感情，在国内有不少反映，大家都说作家应该到生活中去，有些人则对你很羡慕。祝你胜利……关于你们在前方供给的问题，衣服等，我已与陈沂、刘白羽同志商量，现决定由刘到前方后与前方同志商量……这次你们走，后方是寄予很大希望的。望你转告一些你可以遇见的，或联络的人，能先写些短篇来是非常欢迎的……”

    据巴金研究者周立民考证，丁玲其时任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有一个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演讲。胡乔木认为当前文艺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因此，首要任务是进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丁玲信中“这种思想也同乔木同志所给我们的指示是一样的”，说的便是这一背景。在此以前，应该说巴金是一位自由作家和出版家。新中国成立，巴金一方面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一方面又急迫地想“改造思想”，融入新生活。他在赴朝前给妻子萧珊的信中写道：“我想还是去朝鲜好，可以锻炼一下，对自己改造也有帮助。”因此，可以说因了主观与客观的两种要求，巴金的生命旅程中有了这两次赴朝的经历。

    身为“中国文联朝鲜战地访问团团长”，巴金第一次入朝是在1952年3月至10月，第二次是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在朝鲜，巴金撰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他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入选《建国50年百篇优秀通讯选》，在中国新闻史上留有灿烂一页。回国后创作的《李大海》、《团圆》等小说，同样也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据《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至今被人们传颂。

    周立民认为，两次入朝是巴金后半生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是一个自由作家与一个新政权相互磨合、相互协调的一个重要标志，具体到巴金个人而言，两次入朝使得他的生活方式、写作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丁玲致巴金的这两封信，对巴金思想研究乃至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进入新时代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丁玲的这两封信，是巴金子女在一次整理资料时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张兆和、曹禺、张光年、康濯等人致巴金的信。它们一并被收入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