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阳为14大队驻地，他们的处境已极为糟糕，城内的兵力由于一次一次地派出去救援，只剩下不到一个小队的兵力了，而城外则由约1200名八路军兵分三路地包围着。幸好县城的伪军县警备大队还有几 百人，堡垒比各中小据点坚固，又有炮兵部队、机关枪部队和充足的弹药，才守住了城。一见军部派来了一个小队，寿阳守备队喜出望外。日军的“贵族兵”虽有“贵族”气，但也还不含糊，很有点像八路军总部和师部的特务部队，比一般部队更为精锐。他们一到寿阳，竟拿起枪杆子，“支援当地部队最初的反击”。

    8月28日，经过一周步行的泉莱、朝枝小队终于到达目的地———阳泉。9月初，又坐飞机返回太原。至此，太原军部才具体掌握正太路的大体情况。

    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要依靠原始方式来进行联络，还能树立什么“绝对权威”！

    还必须指出的是，在8月30日以前，泉莱、朝枝小队是拥有3个师团又4个独立混成旅团的第一军派往正太路增援的惟一一支军队。

    对八路军来说，这不是抓住了最好的战机吗？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在种种压力下“承认”了一个“错误”：“过早举行了那次战役（百团大战）”，他说：“再熬上半年时间，或者等敌人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以后，兵力更加分散时，我军再举行这次大规模的破袭战役，其战果可能要大得多，其意义也要大得多”。

    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假设。但我们知道，“进攻长沙、衡阳、桂林”，是1944年4－12月日军发动的一次出兵50万，打通湘粤、湘桂交通线的大战役。这时还有百团大战这种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战机吗？如果单凭实力可以打的话，这时的八路军新四军已有近百万大军，照样可以打一个“意义也要大得多”的大战。更重要的是，当时八路军的思想是“保卫大后方”，哪里有“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怪念头，希望日军去打长沙、衡阳、桂林的呢？

    彭德怀的真实思想可用他1940年9月25日在中共北方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的一段话来证明。他说，“百团大战的胜利”，有使“华北战局更加严重的可能”。因为敌人可能“从华南、华中及日本国内调三个至五个师团到华北来”。但是，彭德怀非常自豪地说：

    这虽然将增加我们的困难，但可减轻敌人对我大后方的压力，减少投降的危机。今天的小的牺牲可以免掉将来大的困难，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这才是真正的彭德怀，这才是共产党能得民心、能夺政权的关键所在。

    总之，前线日军的动态表明，百团大战对战机的分析判断和把握，简直是到了绝妙的地步。

    3、多田骏杀“鸡”不成反丢了“牛刀”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有一项“重大发明”，叫“牛刀子战术”。

    “牛刀子”取自中国一句成语“杀鸡焉用牛刀”。不过，多田是反其意而用之，即“杀鸡要用牛刀”。意思是，

    共军力量虽小，但要认真对待。读过书的日本人对中国文化都略知一二，多田看来也还读了几本中国的书。

    多田是1939年9月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他的前任是“七七事变”时期的陆相杉山元大将。

    杉山元是日军中“一击灭华”论的代表之一，他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提出的第一个侵华方案，竟然只要求增派3个师团的日军来华，其狂妄劲由此可见。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在他眼里，华北根本没有中国军队，既无中央军，也无共军，只有“残敌”和“匪团”。他在1939年4月主持制定的《治安肃正纲要》的第一章第一条就是这样写的：“治安肃正的目的在于，剿灭占领区内之残敌及匪团，彻底扼杀游击战争。”

    翻阅一下作战纪录，多田知道，对华北共军，不可忽视。

    别的不说，单说1938年2月4日对晋东南进行的“九路围攻”。

    那次，日军先后出动3万大军，“扫荡”晋东南，结果连吃败仗。以与129师386旅作战的情况为例。

    1938年2月开始“九路围攻”，一开始就碰了个钉子。2月22日，荒井大队刚进入太行山的边缘，就在井陉西南的长生口遭到陈赓386旅的伏击，两个中队被歼，残部逃往井陉县城。3月16日，16师团的粕谷部队和108师团的

尾部队共1500多人从潞城出发，前往黎城。这是一支兼有押运任务的增援部队，押着几百辆大车，队伍拉得有好几里长。翻一座山，爬一道坡，这支队伍来到了神头岭。这里地势比较开阔，公路两旁只有一些光秃秃的小山梁。于是，队伍就休息起来。打开罐头，准备吃饱喝足再开路时，他们突然发现，在几公里长的地段上的山梁上，露出一两千张脸，“连被憎恶燃烧着、充满敌忾的心像睁着眼的眼光，都可清楚的看到了”（一个日军关于此战的回忆）。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只打了两个来小时，这支部队大部分被歼，死伤1000多人。仅108师团的一个辎重队，据日方记载，“计战死者290名，战伤者40名，失踪60名，纸币15万元全部被夺去，108师团这样的损害是从来没有的。此外警备一小队也全灭了……潞安到黎城的道路上，鲜血这边那边流着，我们的部队通过其间，真觉得难过，禁不住流下滚滚的热泪。”

    这就是被日军称为游击战“典型战术”的神头岭伏击战，出击部队为386旅的771团和772团，陈赓亲任总指挥。

    重兵押运的大车队被全歼后，一支汽车大队又接着挨了一次痛击。

    3月31日，14师团山田部队的180辆汽车从黎城开至涉县的响堂铺。这里是一段沙滩地，汽车速度很慢。结果遭到猛打。山坡上，朱德、彭德怀还陪同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军长、师长在观战。到上午11时，战斗结束，180辆汽车全部被烧毁，随车的森本少佐以下400多人被打死打伤。

    谁打的？又是386旅。386旅不但打车队，而且敢打日军的大部队。

    4月12日，108师团步骑兵6000多人由长冶出发，进击武乡、榆社。16日，一股日军来到武乡长乐村。遭到386旅的围攻。日军陆续集结了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大队和数百名骑兵前来增援。但打了14个小时之后，被包围的117联队1500多人仍被歼灭，增援部队也死伤不少。

    长乐村之战，使日军只好结束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

    386旅损失也大，最令官兵悲痛的是772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受重伤，两天后，在医院牺牲。

    ……

    除了这些纪录外，多田又在上任前夕和上任前两个月遇到了损失上千的陈庄之战和黄土岭之战。

    对这些失利，多田把它们归之于狂妄轻敌。阿部中将曾对儿女写信，说打仗是最轻松愉快的时候。108师团受创最重的苫米地旅团的旅团长也是一个这样狂妄的家伙，他曾在给女儿写的信中，附上一幅挂有勋章的照片，得意地说：“你看我像不像墨索里尼？”

    除认为狂妄轻敌造成失利外，多田还认为过去的战术也不对，出动那么多的军队去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结果，你找他找不到，你不防范他却找来了。

    鉴此，多田发明了一种“新战术”，即“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

    具体而言，大体是这样的：

    首先，集中兵力一个一个地区地进行“扫荡”。控制这个地区之后，就在这里大修堡垒，并留一支部队驻守。同时，用铁路公路将这些堡垒连接在一起，发现情况，就集中兵力“灵活进剿”。为了形容这些连接着公路铁路的堡垒的威力，并提醒部属不要轻敌，多田就把这种战术称之为“牛刀子战术”。

    “牛刀子战术”借鉴了蒋介石“围剿”苏区红军的经验，更借鉴了关东军的“治安肃正”经验。

    华北方面军有一名宪兵司令官，叫佐佐木，也是一位中将。此人曾长期在关东军中任职，据说在东北的“治安肃正战”中“有过伟大的功绩”，使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从1932年的30余万锐减至1933年5月的12万，又降至1934年春的3万，最后降到1937年底的两万。佐佐木的基本经验，就是“分散配置”。他认为尽管分散配置会给部队的训练指挥造成许多“不利和困难”，“然而，为对付当前的分散游击之敌，舍此尚无其他良策”。（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