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已经不是第一次成为一个话题，只是今年更比往年轰轰烈烈。比方说超级女声的海选基本可以说是创造了中国电视前所未有的一个先例，那就是很大程度上的“审丑”所博得的高收视率，似乎在电视上从来没有出现如此真实以至于显得荒谬的画面。对于这种不断升温的热烈气氛和突破性，不禁好奇背后的观众心理和选手心 态，以及超级女声组织方的精心策划，为此我们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超级访问”与“情感方程式”栏目主持人及制片人李静、“娱乐任我行”、“东方夜谭”等电视节目总策划、总制片人孙健君，他们从各自不同的专业角度谈了一番对超级女声的看法。[我来说两句]

　　第一届超级女声的亚军张含韵被称为中国本土制造的第一个偶像，图为选手们在张含韵的广告牌前等待入场。

　　1 爱看海选看人性的流露

　　第二届“超级女声”比第一届取得了更为广泛的影响。据说很多观众看“超级女声”更喜欢看海选，您怎么看待这种万人参与、全民狂欢的节目形态？

　　张颐武：我觉得这个现象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文化民主”。谁都有机会上台，谁都有可能成名。对大众来说，他们关心的实际上并不是演唱走不走调，大家更希望看到的是普通人在公开场合的举止失当，尴尬以及不自然。对于选手来说，在公开场合展现自我能获得一种自我满足。我也最爱看海选，因为那里有人性真切的流露。

　　李静：我觉得这基本反映出，目前明星梦和发财梦基本上还是中国人最普遍的两个梦想。

　　孙健君：我对这一类节目特别赞赏，五年前我就有想引进国内的想法。以前观众只能看到最后的竞赛场面，但海选的过程却一直是被忽略的，其实这个过程本身是很吸引大众的，我觉得这种节目形态的引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本届“超级女声”采用了十进七、七进五的赛程设置，明显只为多加赛次，选手晋级和淘汰过程往往被刻意加长，您如何看其中过于煽情和商业化的设计？

　　张颐武：我觉得这种淘汰过程的刻意延长是必然的，这也是这个节目商业性的部分。这种命运互动的环节能够充分体现出评委和选手之间的那种微妙的敌意，专业人士对选手的挖苦所体现出来的优越感。公众方面可以拥有和评委一样的优越感。而作为选手，她们的处境非常微妙，除了要讨好评委，还要有所抗争。这种微妙的张力体现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互动关系。

　　李静：无可厚非。我觉得不要让电视承载太多的使命，电视就是快餐文化，如果你想长知识也可以去看百家讲坛，商业化的运作是电视策划的目的。

　　孙健君：商业化不好吗？夸大观众爱看的东西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既然观众敢于来挑战，那他就同样敢于接受失败。

　　超级女声、莱卡我型我Show和梦想中国算是同类节目，您觉得这几个节目在策划上有何异同？

　　张颐武：和其他选秀节目不同，超级女声更加强调互动性。它给了观众双重的想像。而其他的节目都是只有一层，丑小鸭变白天鹅。但超级女声更加戏剧化，更有攻击性。这是它们最重要的区别。梦想中国的过程比较乏味，里面没有专家的训练，一切全靠自己。

　　李静：最关键的就是商业性，中央电视台不可能做到像超级女声这么商业化，包括在选手得奖后对选手的关注和包装。

　　孙健君：我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是在操作方面。央视的节目一直是端着的，不能彻底放下架子。莱卡我型我Show在操作方面和组织工作上与超级女声注重的本土化和娱乐性是无法相比的。

　　2 娱乐观众，互相满足

　　您觉得超级女声吸引如此多的选手参赛，取得如此高的收视率，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

　　张颐武：这个节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个人都有机会成名30秒”。起跑线是平等的，这最好地反映了市场经济的逻辑。不管你行不行，谁都有几十秒的机会。所以我更爱看海选，其中的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就上这一次电视，之后便回到了自己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会让人有一种沧桑感。

　　李静：超级女声的优势就是它有2/3的内容是幕后部分，选手是如何报名、排练的呀，很像真正意义上的真人秀，增加了节目的真实感，还能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有悬念，同时也有助于增加观众和选手的感情交流。

　　孙健君：观众一直都有娱乐需求，在家被动看节目是老一辈人的观赏习惯，新一代的年轻观众是希望看到更为新颖的娱乐节目的。

　　对于观众爱看选手在超级女声中出丑、露怯，被评委批评的习惯，您觉得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心理？

　　张颐武：这是人性弱点之一，无伤大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奉公守法地生活，也允许在这种电视节目中有些小小的放肆，虽然未必崇高，但没有冒犯他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害处。当然我们如果有更高的境界就更好了。

　　李静：是人的本能。

　　孙健君：当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比自己条件还要差的人也可以登台表演时，自信心将会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是一种健康的愉悦。

　　3 消费青春，追求梦想

　　有心理学家认为，超级女声节目的火爆反映了出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女生们想独立、想自我实现的心态和自我意识的增强，您有何不同高见？

　　张颐武：这代年轻中国人没有历史重负。超级女声所体现的敢于秀自己的这个轻松状态是中国人这几百年没有过的。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女孩子唱的歌都是模仿。这也表明了民间的草根文化已经不存在，现在占据主流的是大众文化、一种消费文化。

　　李静：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太准确，其实每一个年代人的心理都是一样的，都想成为明星，这是一种青春的冲动。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有选秀节目我也会参加。

　　孙健君：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实现自我价值的意识，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已。现代年轻人只是比上几代人有了更多的选择。

　　参加过超级女声的选手或多或少会在心理上有所改变，这种变化对于这些年轻女孩今后的人生道路究竟是利是弊？

　　张颐武：其实在当下的中国奇迹到处都有。在更大的全球舞台上不是还有章子怡吗。实际上超级女声也是脱离参赛女孩子原有的状态。这也是一种必然，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必然丢掉她原来的纯真感。

　　李静：坦白讲，最后获奖的只有两三个人，大多数人不过只是“到此一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参加这个节目是没什么损失的。至于那两三个人，我觉得她们至少比那些通过什么关系成为明星的人心理承受力要强很多。

　　孙健君：人在世上本来就要经受很多考验，自然有利也有弊。既然你选择去走一条路，你就一定要承担将遇到的风险。其实获奖只是你迈入专业领域的第一步而已，能否真正成功还要经历很多磨练。

　　前不久成都赛区出现过“万人逃课只为报名超级女声”这样的报道，对于如此大范围地支持一夜成名，您认为它对中国年轻人的成长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张颐武：挫折感当然会有，而且占绝大多数。梦想会实现的永远是少数。大部分人都会回到现实中间。但毕竟超级女声最好地表现了我们的中国梦。我们不怕她有这种梦想，逃一个下午课是可以理解的。换了我，我也会逃。虽然逃课不对，但是可能命运从此改变。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理解更通达的心态。逃完了课，承认了错误，回去补课，没什么大不了的。先让她摔一跤也是好的嘛。

　　李静：我觉得不要对这个问题过于兴师动众。逃课的毕竟只是一小部分，我相信大部分孩子还是会继续自己的生活的。我觉得对于想成为明星的人就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想当CEO的人就好好学习。

　　孙健君：再好的东西如果没有一定的节制都会走向反面。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健康的督导作用。

　　■嘉宾简介

　　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和文化理论。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想的踪迹》等论著多种，曾受北京大学派遣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

　　李静

　　“超级访问”与“情感方程式”栏目主持人及制片人。李静主持超级访问时灵活、俏皮，主持情感方程式时则展现细腻、敏感的一面。李静所学专业包括河北大学音乐系（手风琴专业），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制片管理系。曾主持过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欢聚一堂”、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精彩十分”等节目。2002年获得《新周刊》发布的“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最佳谈话类节目主持人。

　　孙健君

　　1993年，孙健君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合资创建了派格环球影视文化公司。1998年曾应邀为意大利“米兰国际电影节”评委，2000年孙健君应美国总统邀请参加“白宫世界文化论坛”。

　　孙健君在制作大型电视栏目、现场综艺节目、大型电视晚会等方面都颇有建树，担任多项电视节目总策划、总制片人，包括大型电视综艺栏目“环球影视”、日播娱乐资讯节目“娱乐任我行”、脱口秀节目“东方夜谭”、电视文化新闻节目“每日文化播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