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派兵与否考验着中国的现行外交政策和传统外交道德

　　提到中国古代的“碎叶城”，你也许知道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乡。但去查看世界地图，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个地方如今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

　　在吉国首都比什凯克，你所看到的当地人与中国人还真有几分相似。中亚各国独 立后，来这里做生意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据说，这里的一些中小学校还开设了中文课程。

　　历史渊源和经济往来，成为联系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纽带。 但如果你在比什凯克街头看到中国的驻军，这种亲近中是否还会夹杂着紧张呢？

　　在5月31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有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正在考虑派兵去吉尔吉斯斯坦，你能证实吗？”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回答说:“没有这个事情吧！中国在国外从来没有军事基地，也从来没有在国外派驻军。”

　　一时间，中国是否向海外派兵问题引起国内外关注，中国派兵与否考验着中国的现行外交政策和传统外交道德，中国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决策，都必须考虑这些。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华胜对于派兵一事也十分关注。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吉尔吉斯斯坦是我国的邻国，要求驻军会涉及中国的整体外交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是需要谨慎考虑的大事情。”

　　派兵要求引起关注

　　半个月前，乌兹别克斯坦东部的反政府暴乱，使得大量难民涌入邻国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奥什地区，造成了当地的局势动荡。

　　为此,吉尔吉斯代总统巴基耶夫希望，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集体安全协约组织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部队能够入境驻留,在奥什市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协助确保边境局势的安全。

　　此言一出，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媒体纷纷就此事询问中俄两国政府的态度。中国方面并没有就此立即作出反应。

　　5月25日，在出席一次面向高校学生的公开讲座时，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被《大公报》记者问及此事时表示，他已从媒体得知吉尔吉斯斯坦代总统巴基耶夫有此表态，但并不知道吉方是否已通过正式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这一要求。

　　刘建超强调，如果中国要在外驻军或设立军事基地,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不在国外驻军是中国的传统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国在其他国家没有部署过一兵一卒，在一个周边国家驻军是会产生全局性影响的。

　　在5月31日外交部记者会后，《瞭望东方周刊》致电外交部新闻司，确认中国是否已经不考虑派兵，以及中国一般的海外派兵原则。得到的答复是：外交部发言人已经在记者会上阐明了立场。

　　为了进一步证实中国对此事的态度，《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又向国防部求证。一位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局长告诉本刊：“我们没有接到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的驻军邀请。据我所知，中国人大并没有通过关于海外驻军的政策法规。”

　　中国派兵的可行性

　　如今的世界虽然已拨去了冷战的乌云，但“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尤其在目前中亚地区连续经历了“颜色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现在的派兵要求，对中国的军事外交可谓一次严峻的考验。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已有两个军事基地，分别属于美军和俄军。两个大国的军事基地在吉尔吉斯斯坦这样一个地域狭小的国家内彼此相望，两国的飞机也经常会在空中“狭路相逢”。

　　中国军事科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室的中亚专家王新俊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好比在中亚打进一个楔子，阿富汗战争结束，美国还要在那里继续驻军。而俄罗斯很显然是针对美国才建立的军事基地，它不能放手让美国进入自己的后院。

　　人们也许会很不理解吉尔吉斯斯坦为什么要放两只大老虎在自己的地盘。实际上，对于一个弱小的、没有安全保障的国家来说，这是多元化依靠外部力量的生存之道。

　　王新俊说：“因为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对苏联的高压统治还有着不愉快的记忆，所以对现在的俄罗斯仍有戒心，就不把自己的安危全部寄托在俄身上。这样，才允许美国进入驻军的。”

　　现在吉国提出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在其南部地区奥什市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又是出于何种动机呢？

　　按照王新俊提出的多元化理论推测，吉尔吉斯斯坦代总统巴基耶夫是从自身的政权稳固考虑的。面对乌兹别克斯坦动乱所引发的边境难民涌入问题，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所以要寻求外部军事力量的帮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中亚专家钱宗旗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现在巴基耶夫还不是吉尔吉斯斯坦的正式总统，如果在大选前，中、俄答应了他的派兵请求，也就意味着默认了他的总统地位。”

　　这里就牵涉到派兵的合法性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俄罗斯-中亚研究室主任陆钢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如果吉尔吉斯斯坦将中国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邀请驻军的话，首先，吉国总统代表的是一个合法政府，并向上海合作组织提出要求。然后，在该组织的框架内，成员国协商决定。”

　　其次是可行性问题。陆钢认为，在一个充满了宗教、恐怖、贩毒等复杂矛盾的地方驻军，难度很大。恐怖袭击是无形且无法预测的。另外，还有费用问题。仅美国飞机在马纳斯国际机场每起降一次，就要支付7000美元给吉国。

　　综合以上各方面考虑,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所有专家学者普遍对中国到吉国驻军表示谨慎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些国家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今天，中国派兵到海外建军事基地很可能会引起连锁、综合反应,会误认为中国在进行地缘政治的竞争。　

　　两次被迫的海外作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未向海外派过驻军。不过，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在必要时还是要做出相应的军事防御和反击。

　　因此，在新中国的军事历史上有过六次对外战争，即朝鲜战争、中印之战、越南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西沙保卫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

　　专家认为,这其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派兵到境外作战。

　　虽然中国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名义下参与了朝鲜战争，但事实上，中国在战争伊始，并没有派兵的打算。

　　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决策者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国内建设上。

　　1950年6月30日，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时，中央复员委员会下达了《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正式开始了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

　　但是，朝鲜局势越来越恶化，战火危及新生的红色政权，决策者必须作出果断的决定。最终，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进击，中国出兵朝鲜。

　　1965年至197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援越南军民赴越作战,对手依然是美国人。

　　1964年8月5日，美国军舰在北部湾越南沿海活动时，遭到越南海军攻击。美国以此为借口，派出大批飞机轰炸越南北方。从此拉开了越南战争的序幕。美军在对越南北方实行持续战略性轰炸时，还被认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

　　此时的中国，全国上下都在高喊“抗美援越”。从北京、上海、福州，到呼和浩特、拉萨和海南岛等地，相继举行了共有2000万人参加的抗美游行示威。

　　1965年4月2日,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总统提出了警告。

　　但美军并没有因此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政府的请求下，中国政府决定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政府。

　　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了总值超过2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帮助越军培训了大批各类军事技术人员。在援越抗美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有4200多人身负重伤，1100人阵亡并被安葬在越南国土。

　　中国没有军事扩张传统

　　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军事的人，都不会漏掉对这两段历史的研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室教授徐焰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历时两年九个月的抗美援朝和长达十年的抗美援越，都是在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受到对方邀请后，做出的派兵作战决定。一旦战事结束，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我们就立即撤军了。”

　　“我国的对外军事原则是：不在海外常驻军队，但遇到危害我国安全的情况，我们会作出自卫反击。”徐焰说，“但中国从来不会以此为理由常驻他国，扩大海外的军事存在。”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著作《全球通史》中写道:中国和欧洲不同，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个农业文明，不知道海外事业有什么利益可图，不进行对外扩张。即使在明代永乐盛世，郑和率领庞大军队和物资下西洋时，中国也是奉行了和平外交政策。

　　在新中国经历了六次对外战争后，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对外派兵都是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

　　深谙军事战略的中国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对于历史上中国海外派兵的这两个明显的分段，有其独到的见解。

　　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你可以看到这两种不同的派兵性质，基本上是以苏联解体为分水岭。也就是说，那六次对外战争都是在东西方对立的冷战背景下发生的，尤其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我们是被迫出兵作战的。”

　　“冷战后，这种对立消失了，当时面临的威胁也就自然不存在了。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维和任务，则反映了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上升。维和的任务也不是参战，而是隔离冲突双方的接触，维持秩序。”彭光谦说。

　　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最早一次是在1988年，当时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维和特委会；1990年，第一次向中东地区派遣了军事观察员；1992年，中国正式组建第一支“蓝盔”部队，前往柬埔寨执行任务;2001年参加了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2002年又成建制地派出了维和部队。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10月29日报道，截至当时，中国已累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了2782名军事人员，参与了13项维和行动；297名维和警察，参与了5项维和行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陆洋报道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