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吕义国　5月下旬，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突然中断访问行程，取消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面，提前回国。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激起了人们对于外交事务的兴趣。

　　吴仪提前结束访日行程，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有着深刻文化背景和复杂政治因素的历 史问题的延伸。从政治层面来讲，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外交事件，这一事态不仅对日本政府与中日双边关系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使得中国与日本之间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矛盾更深一层。

　　从另一个方面看，吴仪副总理以国内紧急公务为由取消与小泉的会面，并非个人行为，而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的集体决策。这一举动可以视作中国外交在新世纪的国际社会和世界舞台上，日益走向个性突出、棱角分明的生动展现和标志性事件。

　　中方为了有效达到警告日本的目的，甘冒自身外交形象在国际社会有可能一时受损的危险，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敢于向日本说“不”，同时也向国际社会展示出中国的外交魄力。这一举动赢得了评论界的赞许，日本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客座教授陆培春发表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题目就叫《为吴仪拂袖而去鼓掌》。

　　不得已而为之

　　此前，有长达四年的时间，中日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没有见过面，加之中国国内因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引发的反日浪潮，中日关系跌入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为了促进和改善两国关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万隆会议期间与小泉举行会晤，并提出五项建议。随后，中国即派出副总理吴仪到日本访问。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孔泉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日关系，为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做出了不懈努力，吴仪副总理此次访问日本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就在吴仪副总理访日期间，日本领导人连续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发表不利于改善中日关系的言论，“中方感到十分不满”。

　　在与小泉的会晤当中，胡锦涛明确要求日本要把反省历史问题落实到行动上，要“言行一致”。但是，就在吴仪访日期间，日本领导人却一再违背承诺，在历史问题上发表中方所不能接受的言论。

　　5月8日，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川秀直在电视节目中说，小泉在谨慎考虑过时机之后，今年将再度参拜靖国神社。他认为，即使小泉不再参拜靖国神社，日中关系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5月16日，小泉本人证实了这位党内资深同仁的话，他在接受国会质询时暗示，将不理会中国和韩国的谴责和抗议，在今年合适的时候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小泉还引用孔子的话“恶其事，不恶其人”为自己辩护。

　　在吴仪副总理5月17日抵达日本开始访日之旅之后，小泉5月20日再次表示，他是以其个人信仰参拜靖国神社的。

　　除了靖国神社问题，日本政府在其它问题上也小动作不断。如把18个日本人的户籍落在钓鱼岛的事件等，都为吴仪的这次访问投下了阴影。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指出，小泉纯一郎刚刚结束与胡锦涛主席的会晤，在会晤中，胡锦涛提出了关于中日关系发展的五项建议，其中就包括希望日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要再做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小泉当时满口答应，但在吴仪访日期间，小泉却表示仍将出于个人信仰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言而无信的表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则说，日本领导人的言行使得双方的会面“缺乏合适的气氛”。

　　临时取消原定的会谈，从外交惯例上看，这样的行为的确罕见。“这不能说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策变得强硬了，只是中国政府对日本近期的言行忍无可忍了。”有学者对此评论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中国是不得已而为之。”

　　核心利益决不放弃

　　吴仪与小泉的会谈原定于5月23日下午举行，虽然临时更改了行程，但当天上午，她仍会见了日本众院议长河野洋平。吴仪就中日关系指出，有必要将先前在雅加达举行的中日领导人会谈共识付诸实施，将两国关系带入良好的状态。

　　中国方面充分表明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诚意，但中方不可能降低历史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所以对于小泉可能会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中方无法接受。小泉自2001年当选以来，每年都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中日关系中除了历史问题，关键还在于台湾问题。从今年日美之间的2+2会谈之后，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之间一个敏感的话题。此外，围绕着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事件以及东海能源开发等问题，中日之间都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中日目前要马上取得政治关系的好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日本成为政治大国都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两国人民要适当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王屏在今年2月发表文章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是日本一直以来追求的战略发展目标，日本自认为目前是一个“不正常国家”，这种“不正常”主要表现在政治与安全保障领域。为了走向“正常”，日本却采取了否定历史的态度，而不是主动取得战争受害国的谅解从而在国际上发挥积极作用。而这种倾向和作为已经构成了对中国根本利益的威胁，是中国所无法容忍的。在这种背景下，就容易理解吴仪“拂袖而去”所昭示的意义了。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外交工作必须首先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和选择。事实上，外交本身与外交所采取的方式永远只是一种手段，外交的最终目标只能是国家利益。但类似的外交手段在此前并不常见，在国际范围内也是罕有先例的。为什么中国外交的个性越来越鲜明？原因在于中国的国家利益越来越重大，而中国对于全世界的政治道义和责任担当也越来越重要，要求日本拥有正确的历史认知自然是题中之意。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目的，不是阻挠日本在联合国框架内的积极作为，而是要求日本更好地发挥其大国作用和大国影响；不是阻挠日本的“正常化”，而是防止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与历史贻害。实际上，各亚洲邻国近年来不断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发出的诸多警示与提醒，都是基于相似的目的。

　　强国方有外交

　　众所周知，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是最近100多年来的事情。在明治维新以前的19世纪中叶，日本与她一衣带水的邻居大清帝国几乎没有两样，积重难返暮气沉沉。如果不是美国舰队打破了东瀛九州的宁静，日本可能还会沉睡更久的时间。

　　日本决意推行明治维新的外来动力，不仅仅来自于西方列强的侵扰，还来自于一位著名的中国启蒙思想家——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卷帙浩繁的《海国图志》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社会各界与维新阶层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海国图志》与魏源的思想在中国国内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楚才晋用”的历史典故，竟然那个历史节点重现。

　　推行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义无返顾地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随着其国力大增，日本开始对外扩张，通过发生在两个世纪之交的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分别击败了大清帝国和沙俄帝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日关系一直处于不对等的状态之下，直至上个世纪战争的全面爆发。

　　日本民族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这是导致历史上中日关系紧张的一个根本原因。中日之间的决定性战争最终以中国的胜利告终，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提升和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政治家奉行的理性态度，中日两国在1972年正式建交，那个时期的日本对历史奉行理性和低调的态度，基本得到了其他亚洲邻国的理解和包容。

　　但由于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原有政治体制清算得不够彻底，加上近年来日本对与其经济大国地位不对称的政治地位的焦虑，其右翼势力又有了复苏的迹象。中国的崛起给了日本巨大的心理压力，眼看着“老冤家”一天天地强大起来，而自身对“老冤家”的依存度却不断增加，日本右翼势力于是编造出了“中国威胁论”，企图遏止中国的崛起，重又回到“以邻为壑”的思维误区。表现在历史问题上，就是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毫不顾忌中国方面的感受。

　　在今天，恰如在100多年前面临转型的时期一样，日本再次走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关头。但外部条件已经大为不同，中国早已今非昔比，日本的邻居不再是那个逆来顺受毫无还手之力的大清王朝。如今的中国，已经完全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做出回应并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掌握主动。

　　此外，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新秩序亟待重塑的国际现实下，中国今次直面“外交挑战”的积极作为，也是“对称外交”与“实力外交”的一种有力体现。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会谈时所指出的，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是非常危险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综合国力早已今非昔比，任何势力来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都会付出代价。

　　外交的奥秘

　　吴仪与小泉原定的会面取消，这是一个突发性、偶然性较强的事件，不属于外交惯例，故而更引人瞩目。

　　国际交往的规则有“明示”和“默示”之分，即有些是明文规定的，有些是不成文的潜规则。突然取消已经约定好的会晤属于后一种，在国际交往史上并不罕见，但中方使用这种手段的时候并不多。1961年10月，苏共召开22大期间，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发动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新批判，当时率中共代表团参会的周恩来曾提前退场以示抗议。

　　根据成文的外交规则，如果两国发生外交纠纷，一般情况下首先采取的措施是交涉，比如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会上批评、召见大使进行抗议等等；第二个层面是外交制裁，如驱逐外交官或降低外交规格：由大使级变成公使级，公使级变成代办级；最严重的是召回大使直至断交。断交是争执双方的最后选择。

　　一般来说，“外交交涉”是常规动作，而在交涉中诸外交语言的使用则有相对固定的“习惯表述”。外交语言体现了一国对外政策，是捍卫一国利益的工具，含蓄、婉转、“话说半句”或使用多种“托辞”常是外交语言的特点。

　　同样是赞同，可以用“注意到”、“理解”、“不提出异议”、“同情”等不同分寸的语言表达；同样是关注，可以用“关注”、“严重关注”，“感到不安”、“深感遗憾”、“谴责”等多种词汇。向对方提出警告也有不同分寸，“正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是最常用的，而加上“保留予以评论的权力”甚至“将采取响应的措施”则是警告升级的表现，最严重的警告要就是要求对方在一定时间内满足要求的“最后通牒”。

　　事实上，外交语言所包含的内容，有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例如：某国政府说对某事“表示关切”或“表示严重关切”，意味着该政府将采取强硬的步骤；说对某事“不能无动于衷”或“不能置之不理”，是向对方暗示如果事态继续恶化，该政府将予以干预；说“将不得不仔细地重新考虑本国的立场”，就包含着友好关系即将变为敌对状态的警告：中国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诸如“中国人民不能置之不理”、“不会袖手旁观”，和“中国人民是说话算数的”等措辞警告；说会谈是“有益的”，弦外之音是会谈并未取得具体成果；说某外交官“进行不符外交身份的活动”，则是指控对方搞间谍活动。

　　多边外交所使用的语言则更注意含蓄和婉转。联合国文件使用的语言多采用中性名词，如不说“敌人”而说“对手”。在国际会议上听别国代表滔滔不绝的发言时，不要被前面一大串客套话所迷惑，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但是”所引出的真意上。例如，“本代表团对这个建议有着最大的同情，但是愿意指出……”，“我对某国杰出的代表怀有深深的敬意，但是我认为……”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拒绝”、“否定”、“不同意”的委婉表述。

　　外交表态，经常要刻意“笼统”，有些外交语言似乎是“废话”，但于外交官本人，则是经验丰富的标志。古代威尼斯使节的训令说：“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对外交官来说，善于说“废话”也是一种本事，外交语言有时候就是“伟大的废话”。 (马昌博 采访整理)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