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因为爱因斯坦即将来华讲学

　　蔡元培先生似乎注定要与爱因斯坦访华一事纠缠不休。1921年3月，他以北京 大学校长身份赴欧美考察，行前与学生话别，明确讲道，他要聘请欧美教授名流来中国任教或讲学。在其教授名流名单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遗憾的是，当蔡元培发出邀请时，爱因斯坦以日程安排过紧婉拒，只愿“期以他日”。

　　中国人写的第一篇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也跟蔡元培有关。那是此前4年的1917年，蔡元培发表了一个关于信仰问题的演讲。留日学生许崇清在《学艺》杂志撰文批驳，论据中便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1920至1921年间，罗素在北京大学做哲学专题讲演，其中一个专题是《物之分析》，每周一讲，晚七点半开始，共六讲，其中五讲都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爱因斯坦与列宁相提并论，这是罗素先生振聋发聩的创见，他使中国知识界“从罗素来讲演后，从此无人不知相对论”。更让人高兴的是，爱因斯坦先前婉拒蔡元培的邀请，但在1922年，他忽然又同意来华，因为他已接受在日本讲学的邀请，其间，可以拿出一定时间前来中国讲学。中国知识界欢欣鼓舞。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路过上海，中国青年高兴得把他抬了起来

　　那天上午，上海汇山码头人山人海，各界名流聚集在这里，迎接爱因斯坦的到来。这一天，爱因斯坦只是路过上海，准备赴日讲学七个星期，只有一日停留。有报道这样描述他：“一个相貌和蔼的绅士，看起来更像一位乡村牧师，而不像是发展了颠覆世界的理论而且从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手中得到诺贝尔奖的人。”

　　这一天，爱因斯坦享受到最周到、也是最中国的接待。他吃了中国菜，听了昆曲，游览了城隍庙、豫园和上海主要街道，欣赏了中国书法和古代艺术品。据说，当爱因斯坦走进南京路时，上海青年学生高兴得用双手把他抬起来。

　　对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中国学界倾注了无限爱心。蔡元培先生更是在扎扎实实地做着最实际的事情。在中国讲学，爱因斯坦的费用是1000美金。对蔡元培来说，这不是一笔小数目。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内政混乱。为了筹集这笔钱，蔡元培动用了所能用的一切力量。他甚至携带爱因斯坦的信件跑到山东去找梁启超。根据蔡元培的记录，梁启超对此非常支持，并承诺他所领导的讲学社“可以承担一半的费用”。

　　　1922年12月22日，爱因斯坦说他不能再来华讲学

　　那天，蔡元培先生忽然接到爱因斯坦满怀歉意的回信：

　　校长先生：

　　虽然我本人极愿意并且还有我们互相郑重的约定，但我现在不能到中国来了，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痛苦。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猜想你们是不打算践约了。因此，我也不好向你们询问。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Dr.Pfister)——像是受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从前约定不一致的报酬条件，我也因此猜测先生不情愿履行诺言。

　　因为这些原因，我将把原定访华的时间安排给日本，并且我的一切计划也将因不再访华而重新安排了。今日收到您的书信，我才知道是一个误会，但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旅事计划了。

　　几天后，爱因斯坦这封信的译文刊登在了《北京大学日刊》上。

　　1922年12月31日，爱因斯坦再次路过上海，留下一个难圆其说的遗憾

　　又一次只是路过，又一次不能停留，爱因斯坦要返回欧洲，他要回家了。上海《民国日报》仍然登出“广告特刊”：《欢迎爱因斯坦博士》。文中写道：“爱因斯坦博士是近代科学界的大革命家。他的功绩不在哥白尼、牛顿之下。”爱因斯坦也接受了记者采访，讲述了自己未能到北京讲学的心情：“惟既来上海，未赴内地观光，实为最大之遗憾。”

　　两次途经上海，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仅有的“亲密接触”。

　　为什么？爱因斯坦究竟为何改变赴华讲学计划？83年过去了，留下的，有三种猜测：爱因斯坦急着要赶去耶路撒冷，担任新筹建的希伯来大学校长一职；在日本期间，他本人听到很多关于北京大学经济困境的传闻，从而担心自己的报酬落空；爱因斯坦在日期间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急于赶回欧洲撰写新论文。

　　第一条和第三条显然不成立，第二条有几分道理。

　　1992年开始研究爱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现为纽约城市学院历史系和亚洲研究项目副教授，他在撰写相关论文时，找到一封爱因斯坦于1922年8月28日写给斐司德博士的信：“很可能我会在中国进行几次演讲，我已经答应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但是，由于中国严重的国内局势，我仍不确定是否会履行这一邀请。”

　　1922年，中国正值军阀割据状态，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4月底，直隶和奉系军阀在北京附近展开激战。之后，北京内阁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4月的6个月中，更换5次。显而易见，北京政府确已无力征缴税款，国外贷款也多数用于军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状况可想而知。就在1922年8月，蔡元培和其他七所国立大学及高等研究院的校长，亲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拖欠五个月的教育经费。对这些，爱因斯坦肯定有所耳闻。

　　那么，爱因斯坦不能在华讲学，竟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报酬吗？

　　　　1992年开始研究爱因斯坦的胡大年博士，现为纽约城市学院历史系和亚洲研究项目副教授，他在撰写相关论文时，找到一封爱因斯坦于1922年8月28日写给斐司德博士的信：“很可能我会在中国进行几次演讲，我已经答应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但是，由于中国严重的国内局势，我仍不确定是否会履行这一邀请。”

　　1922年，中国正值军阀割据状态，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4月底，直隶和奉系军阀在北京附近展开激战。之后，北京内阁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4月的6个月中，更换5次。显而易见，北京政府确已无力征缴税款，国外贷款也多数用于军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状况可想而知。就在1922年8月，蔡元培和其他七所国立大学及高等研究院的校长，亲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拖欠五个月的教育经费。对这些，爱因斯坦肯定有所耳闻。

　　那么，爱因斯坦不能在华讲学，竟是因为担心自己的报酬吗？

　　胡大年博士说：“爱因斯坦关心自己的收入，这应该没什么不对吧？他长途跋涉，总要能够支付一路的费用吧，更何况，为了能到中国讲学，他推掉了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

　　胡大年还认为，语言问题也是阻碍爱因斯坦到华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因斯坦一直坚持：只有用德文，他才能很好地阐述相对论思想。但中国方面始终没有就此问题给他一个明确答复。而这一直是爱因斯坦首先看重的前提。

　　爱因斯坦未能如愿来华讲学，但中国人对这次讲学的渴望，却使相对论在中国更为广泛传播，并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达到高潮。

　　此前的1919年，北京大学已率先成立物理学系。此后10年间，中央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也紧随其后。1932年8月，在法国物理学家朗之万建议下，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并立刻拥有了70名会员。30年代后，许多大学设相对论选修课，而在武汉大学，相对论是物理系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至此，真正是“人人都知道相对论这名词”了。(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