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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儿童节。一个特殊的儿童群体———涉及艾滋病的儿童(即本人或直系亲属有人患艾滋病，或已因艾滋病去世)并没有被社会遗忘。儿童节前夕，中国人民大学爱源社和江西农业大学爱源社组织的“志愿者赴豫演出团”看望了河南省上蔡县的部分涉艾儿
童。
本报随团采访的记者发现，涉及艾滋病的儿童面对现实是多么无奈，但对生活仍充满渴望，无辜的他们亟须社会的关注与救助。
与此同时，一个新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女士通过调查发现，艾滋孤儿正被某些组织和个人当做摇钱树。
本报北京5月31日电
“在贫困的山村，有无数个孩子正遭受着父母的离别，别人的虐待与嘲笑。在生活面前，他们是弱者；在死神面前，他们更无能为力。那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早已失去了光彩。瘦小的脊背早已压上了重担，他们的无奈向谁诉说？”艾滋孤儿丽丽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帅帅：班里一些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癞蛤蟆
“他的手非常凉。我问他想不想自己的妈妈，他忽然就哭了。他很脆弱。”志愿者黄望回忆。
帅帅是河南省上蔡县十里铺村前韩庄人。2002年，他的妈妈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他的爸爸此后不久再婚，新妻子也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5月29日，记者来到帅帅的爷爷家。老人倚家门而立，背后的屋梁早已倒塌，外面的光照进来，落在一床皱巴巴的棉被上。床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画像。
“我让帅帅搬回家住了，这里太危险。”帅帅的爷爷自始至终咬着嘴唇，表情痛苦，泪水充盈眼眶。旁边，显得十分柔弱的帅帅低下头，抹着眼睛一语不发。
目前，艾滋病病毒已经开始在帅帅身上肆虐，他全身长满了疱疹和被抓破后形成的血痂。班里一些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癞蛤蟆。不过，校长刘俊福说，他们没有刻意隐瞒孩子的病，因此几乎所有孩子都知道帅帅是艾滋病患者，但大家并没有歧视和害怕他。
与帅帅最要好的15岁的姐姐已经去广州打工一年了，帅帅只能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我很想她”，他说。
“凑合着过吧。”帅帅爸爸的脸显得很无奈。两年前，妻子和儿子被检查出艾滋病以后，他被迫停止做生意。如今，他拒绝再做检查。“知道和不知道没什么区别。”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帅帅一直低着头。
争争：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除了提高学习成绩
争争说起话来总是很调皮。父亲于去年11月去世，母亲中风，行动困难，家中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但这些并没有让笑容从这个13岁孩子的脸上消失。他每天做饭，喂家畜，在脏兮兮的家门两侧，他还用白粉笔歪歪斜斜地写上了古诗文。“都是从书上抄的。”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推开门进去，争争一脚踢开地上几块从屋顶落下来的土块。“就是千万别下雨！”他笑笑说。
过了这个暑假，争争就要读初中了，他显得有些期待。他喜欢看书，最喜欢读童话。当志愿者问起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时，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需要的是提高我的学习成绩。”
伟伟：一直不吭声，当被问到是否想上学时，马上回答“想”
5月29日下午1时，在上蔡县人民医院一座简陋的两层小楼里，12岁的伟伟正躺在脏乱的床上挂着点滴。他不停地扭动着身子，由于瘦弱，伟伟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目光有些呆滞。
这是一座由太平间改造而成的“爱心病房”，上蔡县医院被评为二甲医院后，这里是为收治重症艾滋病患者而开辟的。几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陪护家属透过铝合金门窗从走廊里向外望着。走廊里弥漫着饭菜、药水混合而成的呛鼻的气味，每个房间里3张床，白色的床单上有些分不清的颜色。
伟伟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也因此失去了上学的机会。任凭人们怎么问他，他都不肯开口说话，只是不停地把玩手里的钢笔。旁边的病床上，躺着他的父亲，骨瘦如柴，正昏昏地睡着。伟伟的母亲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坐在床边上擦着眼泪。伟伟的病就是母亲传染的，而母亲的病则由卖血而来。
挂完点滴之后的伟伟精神稍微好了一些，拿着志愿者送给他的糖果，若有所思地盯着地面。记者连续问了他几个问题，他都没有吭声。最后有人问他：你想上学吗？他立刻用有些含混的声音回答：想。
记者 张伟
(文中未成年人均用化名——记者注)
高耀洁：别把艾滋孤儿当摇钱树
本报记者
张伟 最近一段时间，民间防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女士接触了一些以各种名义成立的组织，它们对外宣称收养了很多艾滋孤儿，并以此向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台湾等地募集资金。不过，她通过调查发现，这些组织中绝大多数没有抚养艾滋孤儿。艾滋孤儿正被某些组织和个人利用当做摇钱树。
高耀洁曾坚持认为，艾滋孤儿(在高耀洁看来，艾滋孤儿指父母一方或双方因患艾滋病去世，身体健康的子女———编者注)在其父母去世之后，其他亲属会抚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经济上的援助。为此，1999年下半年至2002年上半年，高耀洁多次将自己的奖金、讲课费、稿酬、给人看病所得的报酬寄给艾滋孤儿，并呼吁好心人帮助他们。她前后给艾滋孤儿汇款达8万元以上。然而，最后她调查证实，这些钱连1／3都没有用在孩子身上，大多数都流入那些发“艾滋财”的人的腰包。
一名叫丽丽的孩子的遭遇更促使高耀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丽丽的父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去世，留下丽丽和弟弟相依为命，由叔叔等亲属抚养。高耀洁曾发动人们为姐弟俩募捐。2001年全年，她先后给姐弟俩寄了1100元，后来发现姐弟俩只用了370元，一部分钱被他们的叔叔拿去赌博了，还有一部分钱不知去向。两个孩子曾经3个月没有钱买盐吃，政府救济他们的一袋面粉、一堆煤及家里原有的电灯、电表也被他们的叔叔抢走。
丽丽后来在一篇自述中这样形容他们的叔叔是如何利用他们赚钱的：“好吃好赌的叔叔认为总会有人给我俩寄钱，就殴打我和弟弟，叫我俩向别人要钱给他们花。”
不久，丽丽的弟弟被高耀洁托付给山东一户人家，丽丽则继续着不幸的遭遇。她在自述中写道：“我姨母勉强同意我在她家里居住。2002年5月，储柏亮叔叔和罗琳阿姨来看我，他们给了我500元钱，随后又寄钱让我买了一辆上学时骑的自行车，钱和自行车都被姨母拿走，政府救济的两袋面粉也被她占为己有。”
高耀洁意识到，单纯经济上的援助解决不了艾滋孤儿的问题，她开始探讨分散抚养的方式，即把艾滋孤儿分别送到不同人家领养或助养。丽丽就是这样被送到了山东省曹县。
然而，高耀洁与丽丽的“养父母”又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丽丽的自述里这样写道：“社会上的好心人不断地给我捐钱捐物。养母很高兴得到这些钱物。她把大家捐来的东西全藏起来，甚至把杜先生送给我的书包、英雄牌钢笔也锁起来不让我使用。待捐钱捐物的热潮告一段落，她便对我板起脸来……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养父对外面的邻居说：‘收养了这样的孩子，一点钱都不用花，各种费用都有人送来。她长大一点就不让她上学，把她嫁出去还可以收到一笔彩礼。’”自述中，丽丽曾透露自己一度想自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