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支农 马占山，字秀芳，陆军上将。出身绿林，发迹于奉军。“九一八事变”后，他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奋起抗日，血战江桥，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
从山大王到奉军将领
;马占山生于1885年11月30日。自幼体质瘦弱，由于长年经受困苦生活的磨炼，养成了刚毅倔强的性格，而且胆量过人。七八岁时，他为本屯地主放牧，习练骑马，很快成为一个精于骑术的出色牧童。 1903年，19岁的马占山为了多赚点钱，到大地主姜大牙家放牧。不久，因一匹马走失，姜大牙硬说是他把马偷卖了，将他送往警察局拷打逼供。倔强的马占山恨透了姜大牙，决心要报仇雪恨，于是瞒着父亲和妻子，上了黑虎山，结识了早已在这里“落草为寇”的“弟兄”数十人。由于他精明强干，兼有一身善于骑射的好功夫，为人又豪爽，讲义气，不久便被推为头目，过着占山为王的草莽生活。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东北爆发。马占山亲眼看到家乡民众遭受到帝国主义的蹂躏，非常愤慨，再也不愿在绿林中混迹下去，决心寻找一条出路，为民族建业立功。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侵略军撤出怀德一带。清政府为恢复对地方的统治，发布了收编民团，招抚“绿林好汉”的通令。马占山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金盆洗手”，带领手下数十名“弟兄”下山接受清政府收编。地方官看中马占山是个人物，便委任他为游击队的哨官。从此，他开始了新的行伍生活。
1911年，马占山得到清军奉天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的赏识，任他为四营中哨哨长。自此，随着吴的青云直上，马占山也步步高升。到1925年，他已经是张作霖麾下骑兵第二军军长。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他被调任黑河警备司令。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我国东北辽宁、吉林两省，接着又于11月3日集中兵力向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
马占山对日寇侵略我国东北的行为，早已积愤于胸。还在1928年6月4日，日寇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他就誓言“公仇私报，必报复之”。“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在东北挑衅，他对蒋介石命令东北军“不抵抗，力避冲突”极为不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外交涉，听候中央处理。”马占山埋怨张学良不该执行这一不抵抗主义政策，使东北军有的不战而溃，有的不战而降，国土沦陷，民众遭殃。当日军准备向黑龙江省大举进犯时，他突然接到张学良任命他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的委任电，十分激动，决心与日寇血战一场。他认为日军进犯，来者不善，一场死战难以避免，但国难当头，不能退缩，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10月19日，他果断地率步兵李青山团来到省城齐齐哈尔。
面临日寇军事进攻的严重局面，马占山就职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敌之策。会后，即调东北屯垦军少将统带苑崇谷率领步兵三团、骑兵一团、炮兵一营，由景星绕道来省，开驻大兴以西布防，调骑兵到富拉尔基以西，对景星方面加强警戒，以待来犯之敌。
斗智斗勇江桥之战掀起抗日浪潮
江桥位于三间房、泰来之间，是洮昂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道，南北交通要冲。日军要进犯黑龙江省城，首先必须占领江桥阵地。11月4日，日军以飞机7架作掩护，派兵4000人，在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配合下，向江桥、大兴车站发起猛烈攻击。马占山立即命令守军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嫩江河畔血战全面爆发。马占山率先垂范，亲临前线指挥。在他的激励下，全体官兵视死如归，与敌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反复冲杀，屡挫敌锋。
马占山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进行武装抗日，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有如雪片飞来。各界慰问团携带猪、羊等慰劳品和现洋，奔赴前线，慰问马部全体官兵。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的诗：
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世界各国的报刊，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评论。《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的仅有的一人……”来自四面八方的慰问电和声援信，把马占山誉为“抗日英雄”，这更激起他的爱国热情。
鉴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又是孤军奋战，后继无援，马占山率部退至三间房，重新调整部署，变攻为守，组成三道防线，阻止敌人的进攻，并电请国民党政府，火速予以增援。他在电文中说：“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使失寸尺之地，沦于异族。惟有本我初衷，誓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恳请国民政府和“全国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
江桥一战，日伪军伤亡惨重，一时援军未到，兵力不足，乃由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为政治攻势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对马部施加压力。自马占山退至三间房后，日军每天以少数骑兵实施骚扰，配合飞机低空轰炸，使马各部时刻处于应战状态，得不到休整时间。同时大肆宣传，说马占山所以打败了日军，是“与苏俄密结”，“俄人加入作战”的结果，妄图挑动抗日武装内部的混乱。马当即通电说：“所有布置前方者，仅我数千久共患难之将士，为国捐躯，亦正我军人应尽之天职，并无求援外人之事……”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日军还制造谣言说：“由于马占山与张海鹏打仗，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清水八百一遇害。”企图借此引起国际舆论的压力。消息传开后，张学良怕引起国际争端，致电黑龙江省当局询问真相。马复电说：“江省日领事清水八百一，现仍安居江省恒，并无危害情况。”
日军的政治攻势被马占山粉碎后，接着又开始了强大的军事攻势。马占山采取守反结合的战术，连续挫败敌人的攻势。14日的一场反击战，将敌击退三十余里。但日军不断增加兵力，战斗越打越激烈。战至18日，马部所剩不过二千余人，而且弹尽粮绝，后方无援，腹背受敌，无法再战，被迫退到省城齐齐哈尔。马占山见省城无险可守，为保存抗战力量，做出有计划撤退。20日，马占山率部到达克山。叛逆张景惠派人至克山劝马占山降日，马占山愤然对他们说：“张系东北老长官，一切措施如不受日军支配，则吾甘愿听其驱使；否则，为亡国之奴，吾决不干，且以应付敌人之方法应付之！”19日，日军自长春调来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后，立刻向马部进攻，妄图一举攻入齐齐哈尔。马占山将北上部队集中扼守塔哈尔河、宁年站等诸要点，采取以守为主、相机出击的战术，阻滞敌军进攻，掩护其在海伦重组抗战政府，以利领导全省军民进行斗争。
海伦抗战政府成立后，马占山积极向国内外宣传抗日主张和抗战决心，整顿军事、编组新军。将来自省内外自愿参加抗战的人员充实作战部队，并新编了一个1500人的“学生团”。他给正在广东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报说：“东北若失，国将不国，才恳积极设法消洱党见，唤起民众，一致对外，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地位，党国庶有豸乎！”
江桥抗战后，马占山的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一，军械粮晌、财经等方面更为困难，虽有广大爱国同胞的支持和捐助，但得不到国民党政府一枪一弹、一兵一卒的支援。退到海伦后，日寇多门二郎继续调其步兵、骑兵、野炮兵等主力，向马占山部队实施夹攻。尽管马部浴血奋战，但仍陷于日寇重重包围。为了摆脱困境，马占山向民国中央政府主席林森、外交部长陈友仁急电呼吁，希望中央早作决策，以挽救黑龙江省之存亡。但电报发出后，有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他遂集中兵力于塔哈尔、林家甸主要方向，对付不适应北满滴水成冰严寒气候的铃木旅团。马部勇猛反击，毙伤日军三千余人，迫其后退。此时，日寇主力尚在辽西、金门二郎师团和铃木旅团遭此一击，一时不敢轻举妄进，就地防守，以待援军。马占山认为，战局相持只是暂时现象，日寇援军一到，结局不可设想。他见省城空虚，便调部集中于齐克路，准备以攻其不备的突然行动，夺回齐齐哈尔，力争主动。他把这一计划报请北平的张学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只好将调集的兵力暂驻于鳌龙沟、宁年两地待命。
马占山反攻齐齐哈尔的意图，很快被敌人发觉。此时，日军内部在对待马部问题上发生分歧。侵略东北的关东军主张调集重兵对马部“一气呵成”，“予以歼灭之”；而陆军部则主张“使其不战而屈服乃是上策”，要以溥仪为首的汉奸、亲日派，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认为对拥有实力的马占山，如能使之就范，较张海鹏、张景惠之流更为得力。于是，日寇在调兵遣将进行军事进攻为主的同时，仍千方百计对马占山进行诱降。
马占山部全体官兵斗志未减，他们仍希望民国中央政府赶快组织或调集各地义勇军，收复失地。1932年2月4日，马占山和全体将领联名发电，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弱点，认为日本侵略者是可击败的。此电发出后，得到海内外有识之士的赞许，但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方针下，马占山的抗日主张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摈斥。而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加紧对马占山施加军事压力和诱降攻势。日寇从锦州调遣部队北上后，多门二郎师团、铃木旅团得到了增援，立刻以重兵压境之势，向马部缩小包围圈，步步紧逼。马部处于聚而被歼的危险境地。
为保存抗日实力屈任伪满军政部长
日伪对马占山的诱降，在江桥抗战时就已开始，溥仪曾以封马为北段总司令为诱饵，劝他归顺日本。马退到海伦，在受到日伪包围的威胁后，进行劝降活动的汉奸、特务更是接踵而来。日寇见多次对马诱降均未得逞，便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为首，率领随从及《朝日新闻》、《明新闻》和英、法、德等国记者，在汉奸赵仲仁的导引下，不顾马占山的反对，强行过江会谈。当晚，马占山首先分别接见了中、外记者团。他对记者说：“无论日人如何前来利诱威胁，我绝不能为降将军，或与日方妥协。”他还要求记者发表消息要一致，以免因日人来此而使外界发生误会。直到午夜12时，才接见板垣等人。板垣向马占山提出：“双方以前冲突已成过去，此后当各不相犯，以保持东亚和平；东北地方在目前环境支配下，中日两方确应有彻底合作之必要……希望贵主席能变更抗日举动，对于关东军之真意，予以完全同意……仍将黑省军政权交由贵主席担任。”马回答说：“关于贵代表所提第一项，本主席极端赞成……关于第二项，本主席亦极表同意，但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为诚意的亲善。东省为中国领土，黑龙江此次所采取之行动，纯属自卫，本主席只知中国中央政府，不知其他……”
会谈后的第二天，日伪报刊大肆渲染，用大型合影照片，证实马占山投降。对此，他于9日发表通电，澄清事实真相：“夫人孰不死，与其奴颜婢膝以苛生，曷若救国为民而早死，此中去从，已见决心……”
正在日伪频繁地向马占山诱降时，东铁护路军司令丁超和依兰镇守使李杜，率部加入了哈尔滨的抗日军冯占海部，在哈尔滨正式成立抗日自卫军，并派人联络马部共同对敌。他欣然同意，答应派兵过江增援，并补助枪弹五十万发。日军集中兵力，分两路向哈尔滨推进，抗日自卫军奋起抗击。马占山闻讯后，当即派苑崇谷旅前往助战，但苑旅行至何家为附近，不意遭日军袭击，伤亡甚重，前进受阻。丁、李二部被迫退至宾县，哈尔滨为日寇占领。
马占山见丁、李二部失败，范旅伤亡甚重，部队有被日军包抄的危险，极为震惊，决心找个“急救法子”，保存抗日力量。后来他曾说过：“我看不行了，非想法子不可，不缓和一下，全军有覆灭的可能。我于是决心假投降，同小鬼子较一较智能，以便整理部队与他们再拼。”
一天早晨，他突然过江到哈尔滨叫喊会见多门，谈判息战和处理黑龙江省的条件。日寇认为马占山有被拉拢过来的可能，于是进一步对他施加逼降的压力。
这时，汉奸张景惠在哈尔滨叫喊要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以自救；臧式毅在沈阳高唱“联省自治”的号召，并到沈阳参加了“四巨头”（马占山、张景惠、臧式毅、熙洽）会议。
他这个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土匪出身、没上过学、矮个子、有特色的泥鳅相、北满的统治者……”一跨进会议厅，立即被中外记者包围得水泄不通，都抢着为他拍照。
他见这次会议并没有讨论“联省自治”，而是通过所谓“新国家”建设大纲，知自己中了圈套，便声称头痛，抱病不起，没有参加起草所谓“独立宣言”和签字。1932年2月24日，他就任伪省长，3月9日，参加伪国成立典礼，被委任为伪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长。
在他出任伪省长的第二天，日方发出公函，要马对黑省一切事务不得擅自做主，必须取得顾问同意始能实行。伪满洲国成立后，各省之总务、警务两厅长都要由日本人充任。马占山对这些要求既不愿接受，又不敢拒绝，迟迟不予照办。自此日本顾问对他大为不满，迭次提出要挟。他感到在日人的严厉控制下，实在难以自存。同时，日方还要编遣他的军队，又传闻日方将追查他在江桥抗战时所领军费和所得捐款的下落。使他疑惧交织，惶惑不安，遂起出走之心。
适在此时，张学良派韩立如潜回齐齐哈尔，劝说马占山反正，并将国联调查团将来东北调查的消息告诉了他。马占山听到这一消息，极为振奋，认为时机已到，遂决定率领抗日部队出走。
4月1日晨，他率领第三旅官兵二百余人，携带两署并防印信、重要文件、军饷、办公费及重要物资，“乘夜色迷茫，晨星未坠，迳趋北门，拔关而出”，于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
再举抗日旗帜
马占山脱出日本人的控制后，重新举起抗日大旗，驰骋于东北边陲的抗日疆场。
在黑河，马占山重新组织了黑龙江省政府和军署机关，并以东北边防副司令兼省主席名义，通令各县，所有行政系统，一律听从省政府之领导，“违者以叛国论罪”。接着，他将绥兰路的部队调回嫩江，加强与黑河方面的联系；将原窦联芳所率的五个保甲大队，改编为三个步兵旅；电召潜居呼伦的苑崇谷和在齐齐哈尔的暂编第二旅速至黑河待命。
5月初，他返回海伦，联合黑吉两省抗日义勇军进攻哈尔滨。此时，活跃于黑龙江省东部的民团、抗日义勇军计有七万余人。他们联合省内各县抗日力量，成立了黑龙江救国军，并一致推马占山为总司令。15日，他兼任前敌总司令，与副总司令吴松林、前敌总指挥石兰斌一道统率三军，向哈尔滨方向挺进。23日，由于马部出敌不意，在呼兰地区将日寇打得大败，一气将敌驱至松花江边。不料，作为内应的马占山旧部程志远，在关键时刻为日寇收买，叛国投敌，率部反戈回击，切断了呼海路上的各支抗日部队，援救了退哈之日军。
溃退的日寇得到程部叛军的掩护后，即向马占山部发动了强大的攻势。由于敌强我弱，马部伤亡很大，突围后转入兴安岭，但日寇尾随紧追，不久，马部又被重重包围，一场激战，部队被打散，伤亡惨重，马占山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托着枪，凶神似的，一步一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一枪一个，将八个人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马占山突围后，收集余部不到百人，潜入大青山，以草根树皮充饥，历尽千辛万苦，在密林中辗转了五十多天，才脱离险境，到达龙门县。在龙门县联络各路义军，于10月16日兵分三路，攻打齐齐哈尔，但终因敌强我弱，兵力分散而节节败退。紧接着，他又将各路义军集结于拜泉、明水等地，拟于12月初分六路进击黑省敌寇。但由于事先暴露了计划，日寇先发制人，集中重兵，分七路向拜泉进逼。马部与苏炳文、张殿九部被敌分割，互相不能应援，12月3日，苏炳文、张殿九战败退入苏联。不久，马部孤立难支，也被迫退入苏境。
先后进入苏境的马占山、苏炳文等抗日官兵，共有三万余人，后经两国政府商定，分8批借道新疆，转回内地继续抗日……马占山等高级抗日将领在游历了苏联、波兰、德国、意大利、印度、新加坡后，于1933年6月6日，经香港回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马占山见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败，华北危急，决心“请缨”再战。当探知蒋介石在庐山，他便亲自上庐山找蒋。在蒋接见时，他劈头就说：“我这次找蒋委员长是来要碗饭吃的……”弄得蒋介石十分尴尬，便委任他一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衔，每月薪俸大洋500块。请缨不就，却获得蒋介石的“恩赐”俸禄，马占山哭笑不得。不久，便离开南方，回到他的家属住地天津。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马占山从天津赶往南京，向蒋介石请命抗战。是年8月21日，他被蒋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他受命后，非常兴奋地对随从张凤歧等人说：“你们今天也要杀敌，明天也要杀敌，这回敌人杀到我们头上来了，赶快收拾，随同我到前线上杀敌吧！”24日，他到达大同，即着手以刘桂五的中央骑兵第六师和李大超的国民兵团为骨干，编组挺进军，成立挺进军司令部。在大同时，他重视开展政治攻心战，瓦解伪军，先后招抚和收编大量伪蒙军，壮大了挺进军的力量。
1938年3月初，日军分三路包围驻在准噶尔大营盘一带的马占山部。马率部突破敌人的包围圈，采取由内线作战改为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沿黄河一带转战阴山山脉，不断袭击日伪军……4月15日，马率部逼近张北敌人老巢，日寇慌忙调晋甫、晋北四个师团兵力，从阴山山脉中段而来。两军相遇，连续激战7昼夜后，马率部退往固阳一带。不久，马部被追击之敌四面包围。正在卧病中的马占山闻讯后，立即翻身跃起，不顾警卫人员的拦阻，亲率部队奋勇冲杀。此时，敌机投弹如雨，他的警卫排长和身边的警卫人员全部牺牲，随从指挥官盖克敏也被炸弹震昏，马仍然指挥部队顽强拼杀。战至下午5时，终于突出敌人的重围。
到大青山不久，马部又遭到敌人的重围。他指挥部队与敌血战8昼夜，在榆树背一战中将敌击退，才得以突围。5月初，他率领全军经五原渡过黄河，抵达陕西府谷县。这时，蒋介石将他的部队归西北行营胡宗南统辖。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1950年6月初，他接到毛泽东主席托人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他非常激动，但因癌症缠身，没能参加会议。对此，他深感遗憾。11月，他见自己的病转重，叫女婿陶英俄代笔，留下了感人的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逝世于北京寓所。（摘自《党史文苑》2005年第三期。本栏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