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增长与收入间的非对 称暗合着“中国制造”成本优势显著但技术升级缓慢的特点。一般认为，它会导致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包含初级劳动比较多的部门（如纺织业），其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比较困难。长此以往，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高资本积累将出现松动。

　　然而上述局面的扭转很难摆脱发展定式的桎梏。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一国产业结构内生于该国要素秉赋结构。只有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其产品才能成本最低、竞争力最强、创造剩余最多，从而推动要素禀赋水平提高最快。很显然，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几乎表现为无弹性。于是我们看到，基本遵循这种发展思路的出口导向型增长逐渐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发展经济学山头林立的状况以及中国经济转轨加新兴的特定国情，我们很难在许多基本判断尚欠共识的情况下对上述模式简单甚至粗暴地妄加评论。但最起码，在国家外汇储备狂飙突进已经超过6000亿美元的今天，反观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指出的情况——“珠江三角洲地区进城务工者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00元左右。根据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收入只够一天吃四碗炸酱面！”——其间巨大的反差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似乎可以认为，正是上述过低的收入增长确保了中国外贸部门长达20多年的高资本积累及快速扩张，也就是说，“低收入-高积累”的发展方式弥补了我国出口制造企业技术提高并不显著的缺陷。在缺乏国际竞争力和外汇储备不足的时代，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但随着对外收支的改善、贸易条件的恶化，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始终采取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换言之，中国必须在推动效率提升的同时，转换增长方式，实行内需主导型的增长模式。

　　关于此结论，无论是为了让国民切实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实惠，还是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说，均系题中应有之义。

　　基于上述认识而对增长模式实行的调整，可以视作重大的制度变迁，而制度变迁的发生取决于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及其强度，以及对新制度的供给。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由于存在显而易见的二元结构，城乡收入比两次拐点的出现（因为效率激增而导致农村人口或城市居民收入显著增长）基本可以解释为上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制，以及80年代后期在城市进行的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国企改革、信贷改革、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很显然，在这两个时点，重大政策以及配套措施的推出与强烈的社会需求间达到了较优的平衡。

　　而眼下，至少作为笔者的愿景，随着“相对贫困”的扩大以及2007年全面开放的临近，新的改革临界点或在悄然逼近，“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可视为破题之作。葛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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