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荔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著名油画家，上世纪80年代初以《西藏组画》蛮声画坛，长居 纽约，2000年回国，就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80年代初，陈丹青曾被同仁认为是中国当时最具才智的青年油画家之一。他崛起于文革结束后，那时人们想竭力"摆脱"所谓的"苏联模式"，向欧洲传统油画回归。这时，陈描绘藏民日常生活的《西藏组画》对当时画坛的文学性和主题性创作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陈熟练的写实能力及向欧洲溯源的油画语言则令沉醉于技法的同道们佩服不已。1978年以初中学历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1982年即赴美的生活经历又为他增添了一种传奇色彩。

　　吴鸿所著《丹青归来，“魂”兮安在？》一文中这样写道：十八年前，丹青出国的时候，给人们留下一个问号：他为什么要走？十八年后，丹青归来的时候，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号：他为什么要回来？……陈丹青的这次归来是作为清华大学百名特聘教授的身份“落户”在前身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清华美院，结束了他在美国的“艺术之旅”。……陈丹青在国外的二十年也许最大的收获便是悟到了“画画”可以是一件“个人的事”。但是国内的同行们现在按照一种“角色期待”来设定陈丹青，更是愿意再把他变成一个“公共符号”，因为八十年代初的陈丹青就曾经被视作一个公共符号。

　　《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陈丹青谈艺术教育》，让一些不知道陈丹青的人认识了他的本色；而阅读热卖的《退步集》，可以感受到一个全面立体的陈丹青。

　　今年3月，陈丹青向清华大学请辞，联想到《我》文和《退》书，想想陈丹青对大学的失望，对教育体制的愤慨已然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便不意外。

　　中央的电视媒体和各大网站对于陈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暗处的女子——吴雯。在《退》书，有一篇专门写吴雯的小文，名叫《无用的禀赋 记吴雯同学》：“小女孩爱美，照镜打扮之外，还喜欢画美人。……小女孩长成大姑娘，若是有志画画而还在孜孜不倦画美人，可就稀罕了。……不料吴雯同学郑重地要来考我工作室的研究生。……你来试试吧。……磨难开始了。2002年，吴雯同学以外语政治各差一分的考试成绩落榜。此后一年，她租房在京，……三百六十五天后，她再次赴考，再次落榜：政治分过了，外语考得太紧张，仍未及格。……我给吴雯同学绘画作业的分数都很高，两次均是九十分。……我甚至不同情吴雯同学，一半是因为麻木：落榜者太多了，同情不过来；一半，则因为巨大的现实：就算她考取了，就学、升学、求职、升职……巨大的现实使我麻木，我期待所有的落第者们尽快麻木，麻木，是中国做人的良药。……吴雯同学获得高分的图画在考场上形同废纸，但她喜欢画画，喜欢画美人。”

　　辗转中，我们幸与陈丹青笔下的青岛女孩吴雯取得联系，知晓了两人之间的情谊。乖巧、固执的吴雯与陈丹青的师生渊源没有因为“落榜”而了断，反而加深，这种“非正式”的师生关系或许更让人艳羡。

　　特附上这位青岛才女的作品以及她的《我与陈丹青老师》，共赏。

　　我与陈丹青老师

　　文/吴雯

　　诗经上常有“既见君子”，张爱玲曾欣喜感叹说：“这也是君子，那也是君子，怎么这么容易就见到了。”是啊，我有时也在想，怎么这么容易就遇见陈丹青老师了。幸运之至，心中感激。

　　虽没有考入陈老师的正式研究生，可是三年来有幸得其教诲，并在他工作室中和博士生及访问学者们一起学习过。其中受益匪浅，余韵终生。

　　陈老师近来辞职清华，成为质问教育制度的大事件，全国人民都在关心。远在安徽的师兄黄家琪还写邮件来郑重告诫：“陈老师站出来说话，并且多次拿你作为一个例子，希望你千万不要辜负了陈老师对你的期望。你一定要好好学。”我也在网上的文章中，看到了陈老师对我当年一分之差之事的不断提及。对于老师的这番殷殷厚顾，我心下除了感激，惟有惭愧，连忙写邮件问候陈老师，他回函中说：“全国媒体反响出乎意料的大，最近感到很累，有压力。”读后心头哽咽难言，但我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不过一份做学生的心肠而已。心中只期盼大家一起努力，尽快解决目前教育体制之种种弊端。

　　陈老师曾在文中写到：“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 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

　　看画看书看电影，我一直以为“看到”了一点对我来说就是“看到”了全部。如今我又看到了“修行的细节”。回想和陈老师的学习，就是这样的一点一滴，润物细无声，其实是授了三昧，回头看看发觉自己已来到了一个山顶。现在出来了，眼界开阔了一些。他说的话，写的文章，渐渐开始明白起来。所以，现在我正像是在慢慢寻找下山的路。

　　陈老师在《美院的教学》回忆了当年在中央美院的学习，写到：“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其实他自己也是“说这几句话”的人。比如陈老师要我们画油画写生前，要多做构图的素描草稿，“因你眼睛看到的，脑中想到的构图，和实际落到画布上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在分析画面颜色时，他讲到：“背景的深棕色，单看起来是很重的一片颜色， 可相对于画面整体来说，其实是一块灰色调”。比如，我刚到画室学画时，他首先要我去掉挤在调色板上的“多余的颜色”，是那些我甚为得意的“高级灰”，留下的只是可怜的“基本色”。他说，“这样你才学得会怎样调颜色”。其实，学问就是这样从这些小的地方，一寸一寸生长出来的啊。

　　于是，画室中，大家都一心一意地重新做起了小学生。每天从早待到傍晚，认认真真地画写生。画完之后，把画摆到一起，相互品评，热烈讨论。老师即便不在场，也如同老师在。因为画室中有着那么一种被陈老师引导的“气氛”在。

　　这气氛是一种“写实”的态度。这写实，不是简简单单的学院派写实绘画的写实，它更是一种绘画的态度，一种“观看”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人生的“大背景”。其最高境界应像陈老师形容的委拉斯凯支的那般，“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好比说，看梵高的画，可感受到梵高呼之欲出的他自身的这个人，甚至比他的画更夺人眼目。可是站在委拉斯凯支的画面前，却是只见艺术，不见艺术家本人的。其实这才是真伟大。虽然艺术上没有排名，可委拉斯凯支，马奈，塞尚到底比梵高、高更、莫迪里阿尼更广阔些，因为他们呈现了艺术激情背后尘埃落定的理性美。

　　画室中的学习，在我的一生仿佛是开了一片学问的“新天地”，我于波提切利，莫迪利阿尼的“变形”唯美之外，知道了委拉斯凯支“写实”的伟大之处。于是作品逐渐变得丰厚起来，比以前耐看了许多。

　　去年夏天，因我即将要到伦敦留学，陈老师与画室众师兄还给我举行过告别宴。席间陈老师对我去伦敦的嘱咐不过两三句话，一是要我多交朋友，二是要我向欧洲人学习学习穿着打扮，并要我学会克服自己多愁善感的情绪。散席之后和陈老师的再见，仅仅握手如仪，连一句伤心告别的话都嫌多余。

　　当时是下午两三点钟，我竟从工艺美院所在的光华路，沿使馆区一直走到东四十三条我住的地方。我也不知四时季节起来，只觉日光惶惶。当时想到英国，多么遥远的一个国家，前途渺茫不得见，而且和陈老师一别，也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这对我来讲实在是重大，但又重大到索性连一丝伤感也没有了。于是边走边发了一条短信给陈老师：“分别不见伤感，现实生活比想象要‘委拉斯凯支’。”没想到陈老师立即回复，夸我感觉一流，并祝我在英国学业有所成。

　　陈老师就是这样，发现学生的一丝优点便不吝夸赞。我自觉惭愧，担当不起，可是赞美通常又是最高的批评。

　　文章最后对陈老师祝一句：天天开心，努力加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