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24日，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尼万隆举行了第一次亚非国家自己的国际会议。不久前，笔者有机会采访了几位会议亲历者。现从这些访谈以及披露的相关资料中撷取几个片断，从不同角度重温50年前那段历史。

　　特殊身份的“记者” 　　

　　随 中国代表团前往万隆的新华社记者张彦回忆，当时美国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却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一个由近70人组成的“记者团”。其中有许多人昨天还是国会议员、国务院官员，这两天却摇身一变成了记者。

　　张彦的《亚非会议日记》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作为观察员来参加会议的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三国代表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发表了一个声明，呼吁会议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以结束北非的殖民主义。这时前来采访的西方大国的“记者”们居然对声明提出抗议，称这个声明“太过火”。这些记者中最有名的要数从美国纽约州来的国会议员鲍威尔。当摩洛哥代表说到，摩洛哥人民决不承认法国把在摩洛哥的军事基地转让给美国的协定时，鲍威尔立即“面容失色”。记者招待会不久，这位最近才取得记者身份且并不讳言自己是美国政府观察员的议员先生干脆自己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朱霖为周总理当替身

　　中国决定派团与会后，国内和驻印尼使馆开始对代表团的行程和安全问题进行部署。就代表团的用车问题，周恩来亲自嘱咐给驻印尼大使黄镇发电，告知不从国内运车到印尼，指示其就地买一辆，只要不是美国车就行，并让黄镇在会前先使用一段时间，避免人未到目标先到。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中国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安全问题被高度关注。据时任使馆武官茅琛回忆：使馆进行了仔细研究，派人对从雅加达的马腰兰机场到使馆的道路进行几番侦察。代表团专机到达后，使馆专门安排一位副武官在机场看守飞机，寸步不离。

　　黄镇大使夫人朱霖在采访中讲述了为周总理当替身的经历。4月16日，使馆派出三辆一模一样的轿车到机场迎接周总理。隆重的欢迎仪式后，按原计划周总理坐第一辆车，黄镇和夫人坐第三辆。就在上车前，黄镇向夫人使了一个眼色，示意让她坐第一辆车。朱霖先是一愣，随即明白过来，迅速和一名翻译坐进第一辆车，周总理则坐进第二辆。机场外大街两旁全是欢迎人群，车队走到哪里，哪里就爆发出欢呼声。朱霖想，如果是总理一定会有所表示，于是她将手伸出窗帘，向人群挥手致意。“我想他们把我的手当成总理的手了。”朱霖说。

　　华侨记者的特殊任务

　　由于飞机事件没有阻挡住中国代表团，据《印度尼西亚新闻》报道，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尼的武装匪徒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破坏和暗杀活动。

　　为确保代表团的安全，中国驻印尼使馆发动华侨以记者身份担负起保卫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的任务。因为以记者身份便于出入会场，利于保卫工作。一部分友好的印尼记者也志愿担当起中国代表团的保卫任务。

　　据会议亲历人朱毅说：“这些华侨记者，热情之高，令人感动。他们公开表态：子弹来了，用身体挡；炸弹来了，用人墙堵。”

　　我们收集资料时发现一张照片，在周总理身边有一个高大的身影，眼睛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经寻访多人我们才得知，他是印尼第一家华人画报《南洋画报》创办人杨永奎先生。在采访中，杨先生的遗孀杨夫人回忆说，那些日子很紧张，杨永奎极少回家；有一次回家时对她说，不要担心，他就是要用自己的身体为周总理挡子弹；叮嘱她如果发生意外，一定要把孩子抚养成人。

　　杨永奎先生的《南洋画报》报馆曾是雅加达最早升起五星红旗的地方之一。1949年12月27日，荷兰对印尼35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侨居印尼的华侨同印尼人民一样感到光荣和欣喜，杨先生带着员工们怀着无限的喜悦和敬意，在报社旗杆上升起了印尼的红白旗和新中国的五星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雅加达上空。但此事却引来与地方警察的冲突，在杨先生和其他华侨的据理力争下，警察才惺惺离去。第二天，更多的五星红旗在印尼红白旗的旗海中飘扬起来。

　　来自中国的声音

　　会议开始的头两天是各国代表团团长发言。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作了热情洋溢的《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辞，各国代表相继发言，表达和平的愿望，呼吁加强亚非国家合作，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但不久代表的发言中却出现了无端指责中国的声音。

　　大会的第二天下午，会场内座无虚席，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有很多人甚至站在椅子上，人们等待着倾听中国代表的声音。

　　美国记者鲍大可这样写道：下午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自会议开始以来一直明净如洗的天空突然阴云密布，片刻之间就来了一场倾盆大雨，雷声隆鸣，电光闪闪，震耳眩目，惊心动魄。会议厅屋顶有一处漏雨，水流下来掉在中国代表团座位旁边的桌子上，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殊不知恶兆无灵，结果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下午四点轮到周恩来发言。当时的会场鸦雀无声。周恩来身着朴素的灰色中山装，沉稳地走上讲台，发表了那段著名的讲话。

　　朱霖回忆说：“这个时候忽然觉得凳子都在抖动，我怕出什么事，原来是那些记者拿到了总理的发言稿，又听了他的讲话，踢倒凳子不顾一切往外跑，抢先去发消息。”

　　周恩来的发言驱散了会场上隆起的乌云，将会议从对立和争吵的边缘拉回到原定的议程上来，为会议定下了和平协商的基调。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回答了那些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攻击，同时也使全世界进一步认识了新中国，认识了他的谦逊、诚恳以及她对和平的真诚渴望。这篇补充发言是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是高度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中美两国间的一次较量

　　为对亚非国家施加影响，美国政府成立了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莱西为首的部际工作组，即“亚非会议工作小组”，负责制定美国对亚非会议的应对策略，对亲美的亚非国家做工作，向其提供资料，通过他们来影响会议。麦克阿瑟在1955年1月18日的国务院会议上说，他们将“从我们这儿得到特别的、坚定的指导”。

　　杜勒斯在1954年12月31日致驻外使领馆的电报中说，国务院意识到“中共可能会把会议当做宣传场所，可能会制造出一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团结的表象，以及亚洲和非洲的非共产党国家与西方不在一个阵营的表象”。“周恩来具有掌控会议和利用其他人达到自己目的的可怕能力”。助理国务卿想起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所表现出的高超的外交技巧，断言这将是个“受到操纵的会议”，共产党将提出一个或更多的提案，“而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敢反对，并且很可能使亚洲一些相对缺乏经验的外交官们陷入圈套……”

　　美国寄希望于亲美国家代表，希望他们在会议期间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使会议无果而终。如其所愿，会议上曾一度出现“美国之音”，反共产主义以及新中国对邻邦进行颠覆活动等言论一度使会议走向失败的边缘。但随着会议的进程，这些国家代表后来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态度，一致通过了倡导和平合作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成为会议圆满成功的标志。

　　黎巴嫩代表、驻美大使马利克会后前往华盛顿，向杜勒斯通报会议情况时，谈到亲西方联盟的瓦解。马利克向杜勒斯坦陈：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和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张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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