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关方面成立组委会向全国征集家书，将挑选优秀者藏入国家博物馆。家书如今也成珍稀之物，而用了“抢救”一词，令人颇多感慨。有识之士担心人们以后连信也不会写了，不无道理。而我的忧虑，不是以后，却是眼下；不是因通讯手段的现代化，而是因为汉语文化知识的缺失。

   &nb sp;我的一位同乡，某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在多种报刊发表过作品。一次他找我商量他的工作问题，并拿出商之于父亲的信让我看。令人惊奇的是，他落款时在自己的名字后写着一个“示”字！我告他：“示”是长辈对晚辈写信所用之辞，你给父亲写信，末了不写“稽首”之类也罢，怎么竟写了个“示”字？他甚感不好意思，坦白地告诉我，是见父亲来信这样写的。当我知道他的父亲是位农民时，便不客气地批评他写信竟不如种庄稼的父辈。

    南方某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副教授，研究生毕业，也发表不少文字。他寄来一篇稿子，那信封上收信人一行赫然写着“马斗全先生敬收”。他分明将自己的“敬”，错成了要收信人“敬”。不瞒读者说，不论他发表过多少文字，这“敬收”二字，就使我对其水平先有了一点了解。而在我所收著书立说者的来信中，要我“敬收”的并不止这一封。

    以下则要非常遗憾地谈到上海某名牌大学人文学院一位博士后的来信。该信是写给编辑部的，所询事与我有关，所以就分到了我的案头。这位来信者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从信中知道，他已取得高级职称，发表、出版过好几百万字的撰述，并数次出国。而他来信开头的称谓为：“贵刊”令人颇感新奇。“贵刊”二字，实即“你刊”之敬称，而非敝刊之名，信中可以说“贵刊如何”，上款却不当如此称呼的。更令人不解者，结尾的“祝”字抬头写，下一行的“编安”却靠后写。信末的致敬致祝之语如何写，应是再寻常不过的常识了，竟也出错。

    与上举以“贵刊”作称谓相类者，是《望》周刊（海外版）1990年第19期卷首所刊鲍信“北京书简”，开头的称谓为：“吾兄”据信的内容知道，这位鲍先生是上过大学的，不但写了这样的信，而且还交与《望》刊出，展示到海外去。此期《望》是在我国香港学者梁怡然先生处看到的。

    其他无须多举，仅此几例，即可看出如今一些文人写信的水平，也真该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叹。出现这类问题实际是文化知识欠缺和汉语水平较差所致，应归罪于多年来对传统文化的轻视和近年来日渐严重的浮躁之风。记得我上小学时，课本上就曾讲过如何写信，所以小时候虽然不写信，但“此致”，“敬礼”之类该如何写，还是知道的。莫非后来的课本上已没这些内容了。即使课堂上没学过，但作为一个舞文弄墨者，一个生活中的人，亲友的来信总该看过吧。总之，这样的差错出现在大学教师、博士后的信中，真叫人不知说什么好。一个连信也写不好的人，所撰写的书和文章，怎么会有较高的质量呢？还有，他教出的学生的写作水平，也难免令人忧虑。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举出这类问题，是提醒和希望读者尤其是负有解惑、立言使命的大学教师，写信时不要出错，并无半点儿暴露别人缺点的意思。因为如今的文人（包括大学教授）接受批评的精神普遍较差，有了此类差错或其他硬伤，并不一定欢迎别人指出。虽则明知有些人不太欢迎批评而仍要写此文者，实在是不能已于言，真切希望一些写信时出过此类差错的人此后不再错，所以还请上述写信者见谅。    马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