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东部的的科尔沁右冀前旗境内的50万人口中，有着近百名特殊经历和身份的人，他们就是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逃亡时丢弃在草原上的遗孤。

    这些孩子当时最大的不过十多岁，小的都不满周岁，他们的父母有的是逃亡时死掉了，有的是自己逃生了。留下的这些孩子就被一些好心 的农牧民收养下来了，给他们起了中国人的名字，在中国的家庭中生活下来。他们与草原上的孩子一起长大，并且都有了中国公民的户籍。

    我1972年读初中时同班的两名同学赵显波、刘玉芬就是当年日本遗孤和当地牧民结婚后生的孩子。他们生活在我们这个集体中一样快乐，从没有谁把他们视为“日本鬼子”的后代，相反他们自己倒觉得他们就是中国人，与我们坐在一起看《地道战》、《地雷战》时，他们也为日本鬼子被打得人仰马翻而开怀大笑。

    如果他们的生活是一个处处受到歧视和冷眼的环境，他们会为自己的身世而感到自卑，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回避由那段历史引出的话题，可是这些日本遗孤和他们的子女们，还从未遭遇过因身世是侵略者的子女而遇到麻烦。我们从小从父母的口中就知道，他们是“孩子”，他们是被父母遗弃的孤儿，他们是无罪的，他们不是“日本鬼子”。

    记得在1972年，日本一个尼龙纤维厂的技术专家，经多方打听，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帮助下，在我的家乡找到了他的妹妹（刘玉芬的母亲），当刘玉芬的母亲带着丈夫准备去北京见哥哥时，生产大队还出钱给他们夫妇做了一套新衣服，全村的人都为他们兄妹能在27年后相聚而感到高兴。

    随着中日关系的解冻，这些日本遗孤陆续找到了自己在日本的亲人，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携带着自己中国的家人，大部分迁移到了日本定居，可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人们在战争创伤后最艰苦年代里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儿女养大的，有的还被政府保送到高等学校接受教育。

    科尔沁草原人善良、宽厚的心胸真的像太阳一样温暖，像草原一样宽广。可是历届日本政府在对那段卑鄙可耻的侵略历史却不谢罪、不忏悔，军国主义的扩张的幽灵一直不散，让曾经饱受过他们凌辱的中国人和亚洲人感到恶心的同时，也缺少安全感，这也迫使亚洲各国人民要发愤图强。

    这世上真正有人性、讲博爱的民族是我们中华民族。但是一个战胜国的宽容换来的却是一个战败国的强横，这总是让人心寒的事，可是中国人无论对朋友，对敌人始终是信奉债有头冤有主的原则，所以草原上的人们当年也就不会把心中的那口恶气发在日本遗孤的身上，中华民族的美德在这一方面不知为什么在同样信奉儒家文化的日本人身上总是不能光大呢？这倒是我们时刻要保持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