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才刚刚开始。

    当青岛这座城市以令人艳羡的手笔，从根本上完成了对城市经济发展形态的“重塑”之后———“三点布局、一线展开”的全新城市空间格局，颠覆了以往胶州湾畔主城、辅城的陈旧概念，为青岛经济拓展出十分阔大的想像空间；四大工业基地和六大产业集群在这一 空间中的精彩布局，则为这座传统的轻工之城增添了“重工业化”和“高新化”两抹浓重的色彩，使整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更为坚实、更具竞争力———凭借着对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洞察，凭借着一种可贵的经济理性，这座城市开始了新一轮的、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更为深刻的“重塑”。推进集约经营，进而使得城市经济在延续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内在增长的动力机制向“集约化”转型，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诉求。

    如果说，此前那种大刀阔斧、高歌猛进式的“重塑”，是以宏大的手笔确立了青岛崭新的外在“经济形态”的话，那么，如今已然“润物细无声”般悄然推进的集约经营，则是力图用一种更为绵长的努力，“重塑”这座城市内在的“经济气质”。

    传统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死路”

    “青岛有意识地主动提出集约经营，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中国社科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袁钢明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现在许多城市依然满足于传统的高投资、高物耗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们没有意识到，经济发展的外在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用不了多久，这条老路就会成为一条死路。”

    袁钢明认为，在宏观经济层面，最近愈演愈烈的煤、电、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扬其实就已经传递出了明确的信号。只是许多城市并没有准确解读出其中的内涵，还在不切实际地幻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供应量的增加，价格回落，可以重回发展的老路。

    这种变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可以低廉地获取资源性产品的时代的终结。袁钢明说，“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扬，表面上看是一个自然资源的问题，其实它是经济制度性变化带来的。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鲜明的工业导向，千方百计地降低工业成本，支持大工业的发展是国家经济发展中最为核心的目标。因此，为了加快工业发展，在这一体制之下，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长期不到位。习以为常的中国工业，在高增长过程中并没有意识到制度对真实价格的遮蔽。现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其实就是这种遮蔽松动之后的反应。它透露出的信息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过去那种不计代价的对工业支持的模式要结束了。”

    这种变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底色，深刻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进程，就像上世纪石油危机根本上扭转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路径一样。“它对中国所有的城市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会。”袁钢明说，“日本这个资源贫乏的国家，正是在对石油危机的准确应对中脱颖而出的。青岛如果能够在集约经营方面有所作为，能够提高单位的生产效益，特别是在相同资源投入的基础上，支持较多的国民经济生产，那青岛无疑将会有一个更加美丽的未来。”

    除了宏观层面的刚性要求之外，青岛这座城市内在的发展特点，其实也决定着集约经营将成为它继续前行时必须选择的路径。

    和所有的城市一样，青岛汇入了中国当下方兴未艾的“重化大潮”，钢铁、造船、炼油正在以支柱产业的姿态迅速成长。但是和国内许多城市只具有单一的工业发展定位不一样，拥有得天独厚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的青岛，在为自己确立的全国重点中心城市、世界知名特色城市的发展蓝图中，旅游经济和海洋经济占据着与制造业同等重要的位置———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而要让这张丰富的多元化产业定位的蓝图成为可以触摸的现实，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互相伤害、互相制约显然必须从根本上避免。而实施集约经营无疑是在各个产业齐头并进取得平衡的不二法则。否则，无论是工业的片面增长对城市景观的伤害，还是景观的过分保护，造成工业的羸弱都将让城市未来的色彩变得暗淡。

    集约经营，青岛埋下伏笔

    其实，在“重塑”整个城市经济形态的同时，青岛集约经营的努力就在同步进行。并且，这种努力已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并为今后整个城市从一个更高起点上推进集约经营埋下了伏笔，创造了条件。

    工业发展重点选择的相对集中，是实施集约经营的先决条件。你很难想像一个拥有所谓“门类齐全”的产业形态的城市能够“聚沙成塔”般地形成集约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工业发展在空间布局上的相对集中则是实施集约经营的另一个关键条件。以往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村村建厂、户户冒烟的粗放发展模式，对环境、资源以及效率的巨大伤害，十分具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为此，青岛在进行产业选择和城市空间生产力布局调整的时候，“有利于集约经营的实施”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于是我们看到，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青岛将工业发展的重点审慎地确定为家电、电子、汽车、造船、石化、港口这六大产业集群。而经过近几年的“苦心经营”，六大产业集群已经成长为青岛工业的核心力量，其在全市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50％。而预计到2007年，青岛工业总产值将达到6800亿元，到2010年达到1万亿元。届时，六大产业集群将成长为现代化的制造业基地，其产值比重将达到全市的70％左右。

    与此同时，以西部重化工业、汽车造船和港口物流集散服务区，东部高新技术产业和孵化创业聚集区，环胶州湾产业集聚带中轻型产业、零配件制造和技术中试区等为主的产业布局调整也基本成形。而在这一生产力布局的指导下，以开发园区的调整为核心，青岛开始了对城市资源的有效整合。

    据统计，至2004年初，青岛拥有各类开发园区83个，覆盖全市9个区市。而从2004年上半年开始，青岛对原有开发园区进行了清理整合，撤销了59个经青岛市政府和各乡镇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园区，只保留了24个开发园区，其中国家级5个、省级10个、市级9个。

    目前，工业园区已然成为青岛工业发展的核心载体，其各项指标均在全市经济中表现抢眼。据统计，2004年，青岛现有的19个开发园区（除旅游度假区外）实现工业增加值467.5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53.48％，其中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实现工业增加值362.94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41.52％。

    2004年，青岛的19个开发园区共批准入区项目1860个，其中省级以上开发园区的项目1319个，占总入区项目的71％；省级以上园区利用外资千万美元以上项目101个，占全部开发园区的83.5％，接近全市总投资千万美元以上大项目的一半。

    2004年，这19个开发园区实际利用外资18.2亿美元，其中省级以上园区实际利用外资12.7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三成，比上年增长一倍；19个开发园区出口额为92.63亿美元，占了全市139.12亿美元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

    与此同时，现有资源的内涵式挖掘———在节约土地资源的前提下，大力开辟新的经济形态，也成为青岛致力发展集约经济的方向，诸如都市工业园、楼宇经济的勃兴，都真切地记录着青岛为此付出的努力。

    剑指“集约化”增长

    在集约经营层面的苦心孤诣，青岛的目标其实简单而又明了，那就是力图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全面转型。但是当我们认真审视目前青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时，会发现，距离“集约化”增长，青岛还有较长的道路需要艰苦跋涉。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发展通常由低到高被分为四个阶段。它们依次为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不同的阶段对资源利用的配置方式各有侧重，并赋予经济增长方式以质的规定。他认为，要素导向是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创新导向才开始进入集约型增长的区间，而投资导向则是居于其间的过渡性阶段。

    审视当下青岛的发展特点，会发现它具有浓厚的投资导向色彩。去年青岛GDP达到1780.3亿元，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2500亿元，实力不可谓不雄厚。而在背后支持这种高增长的，是青岛工业投资连续3年保持50％以上的增速、是青岛累计引进的10600个外资制造业项目，是实际利用的84亿美元外资；而在可以预见的近几年内，外资、大项目依然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目前15个专业招商团队在谈的200多个项目，特别是那些过亿美元的大项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青岛的未来。

    当然，面对这种微妙的过渡阶段，青岛显然不愿无所作为。那么，该如何尽可能地缩短这一过渡阶段，使青岛的“经济气质”尽快呈现“集约化”的面目？

    市经贸委副主任姜培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岛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详细的产业发展政策，将集约经营的理念通过产业政策细化、固化，进而规范、指导整个产业向集约化方面迈进。而他透露，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布置，青烟公路、环胶州湾高速公路等城市经济发展重要轴线上的工业布局规划已在紧张编制中。

    另外，姜培生认为，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是推进集约经营、加快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只有实现创新推动对投资推动的超越，集约化增长的动力机制才算真正建立。他表示，当前青岛技术创新的现实并不容乐观，核心技术几乎空白依然是青岛不得不尴尬面对的现实。“青岛的很多企业是在生产高科技产品，但赚取的却是低附加值”，姜培生多少有点无奈地说。而他认为，扭转这一状况，则必须尽可能调动大企业的积极性，让大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他透露，青岛下一步将加大对大企业的扶持力度，在传统10大企业集团的基础上，放大视野，确立“新10大”，为它们的发展特别是技术创新创造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这些技术层面进行大胆推进的同时，体制层面围绕“集约经营”的创新也许更为重要。袁钢明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由于经济的增长方式与管理体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体制的变革，是推动增长方式转变的最有效力量。

    体制创新就是要彻底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行政性架构，建立起有利于形成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市场化体制。他认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市场机制，没有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要求的社会资源更多地向高效率和高效益的方向流动，通过优化配置和合理组合达到集约化的内在机制就不可能很好地形成；如果没有一个健全的投资体制，缺乏硬约束机制，那么历史上出现的那种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的现象就无法杜绝。如果没有一整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宏观调控体系，那么以片面追求“大而全，小而全”、高产值、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为运行特征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如果没有以产权明晰和政企分开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那么各类企业提高投入产出率的经营机制和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就难以产生和形成。更重要的是，从宏观的角度上看，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所有制结构，没有一个良好的混合经济结构，仍然是老的国有企业一统天下，那么势必造成整个体制的无效率，也就谈不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只有坚持体制创新，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才能为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创造有利的体制条件与制度保障。”袁钢明这样说。    本报记者段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