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规划者生逢其时，因为城市化运动日渐火热。然而，与他们的理想相反，规划所至，城市的面貌并未变得更加令人满意。放眼望去，像同一条流水线上生产的样板工程一样，所有的新城看起来极其相似，各自的历史个性落魄失魂。

　　为什么当我们对城市有所作为的时候，城市的魅力就会不翼而 飞？那些被祛魅的或苍白或疯狂的城市面孔，由谁决定？能否挽回？ 　　

　　谁偷走了城市魅力？

　　许多规划正在变成城市魅力的敌人。更多时候，规划带来的是千城一面的尴尬 　　

　　北京海淀区五道口地区，成府路与城铁交叉口街块，是傅刚的研究对象。在这都市一隅，傅刚仿佛“看见一百年前的纽约，混乱无序中的蓬勃朝气，原始积累中的倾轧挣扎，寻求生存与发展的各色人等汇聚，为实现梦想可以告人和不可告人的种种愿望等待爆发。”

　　一年来，不约而同地，中央美术学院访问教授、美国注册建筑师傅刚、费菁夫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都把自己关于新城市规划理论的研究目标锁定在五道口。

　　以往的20多年中，五道口扮演过摇滚热点、打口带集散地、新潮服饰经销前哨、闻名的黄色巢穴、哈韩胜地、朋克源头等一系列角色。而现在，对傅刚和周榕他们来说，五道口的价值集中在同一点上，即，它是北京少有的既没圈在某个单位的大院里，又没被城市规划彻底修理过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城市半成品地带，散发出一股自然生长的野蛮气息。

　　“这是一个带有显著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生态聚落”，周榕这样解释五道口吸引他的原因，“它可以被看作是城市生活的典型样本。”在周榕看来，为这多样性和复杂性中的每一个分子提供美、安慰和关怀，正是城市空间的魅力所在，而现在的五道口，正在失去这样的魅力。

　　二手香港？

　　在《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你的城市理想”网上调查中，16877人中，有29.46%的人们最希望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建筑具有的品质是“外观很美、有艺术感的”，而“方便舒适”被排在其后的第二位。在“你希望居住的城市的历史年龄”一项中，38.38%的人希望居住城市的历史年龄在200年以上。一旦离开城市，多数人表示，除去经济因素，最受不了的一点是“生活缺少变化。”

　　根据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报告发布的数据，69%网民的年龄在35岁以下，可见，丰富多变、有历史内涵和审美情趣的城市“魅力”，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城市理想的价值偏好。

　　对公共空间可能提供的美、安慰和关怀，人们总是寄希望于规划。然而现实给人们的一个嘲讽是，大部分所谓的规划正在成为一种破坏。举目四望，“规划”所到之处，城市原有的魅力尽失。“规划正在变成城市魅力的敌人。”隆福寺、秀水市场、三里屯南街、半条簋街，北京“被规划毁掉”的魅力结点，周榕随口就可以说上一串。

　　4月中旬，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中国建筑先辈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在香港出席学术活动时，表示了他对北京的城市面貌可能已沦为“二手香港”的担忧。

　　日前，《中国新闻周刊》求证梁从诫本人时，梁解释，“二手香港”之说，是他从一些在京外国人口中听到的，当下便觉悲从中来。“北京有那么深久的历史和文脉，却没有好好地利用，现在落到被人叫‘二手香港’，真是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北京的城市风貌，果真如梁从诫所担心的“连香港还不如”吗？对此，国内多位城市学者均表示，现在来看，无论从哪一方面，北京和香港都并不具有可比性。被采访者在对梁从诫先生的感受表示理解的同时，纷纷为香港鸣不平。

　　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认为，在城市规划方面，香港谈不上是一个失败的典型，它最受诟病的一点——楼宇的高密度，主要是地域狭小所致，而在规划管理方面，香港甚至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费菁则对香港的城市气质欣赏有加，她认为，在所有中国城市中，香港是少有的自由发展的城市。“在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分明的中国，香港是一个异数，它的独特气质造就了它充满人性的城市文化。”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不仅北京，中国的很多城市，在一个时段内确实深受香港的影响，这个时段应在上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期以前。“梁先生的这个话说晚了十年。”周榕说，“香港模式、香港趣味，到了1995年左右，就已经被城市的规划者们抛弃了。”

　　虽然国内有些地理条件与香港类似的城市曾刻意地复制过香港的面目，但却不得其法。费菁说：“即使哪个城市把整个维多利亚湾和半山统统克隆一遍，它也成不了香港。因为它缺乏塑造香港的自由精神。”

　　千城一面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城市进入极速发展时期，截至2002年，中国城市增加了475个，每座的规划人口都在42万以上。而此时，恰逢全球步入信息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城市都袒现在中国人眼前。在香港之后，中国人又综合了世界各地看来的很多片段印象，逐渐画出了现代城市的标准像：高楼、高密度、大广场、宽马路。　　

　　上海在过去十年中新建的摩天大楼数量，比整个美国西海岸全部摩天大楼的总和还多，这些高楼正在加剧上海的地面沉降。在西北的某地级市，原本全城只有一栋十几层的高楼，市领导认为缺少现代城市气质，强令当地电信公司把自己的职工宿舍楼建为22层。

　　广场本是西方城市形象的典型代表，古希腊时就是市民交往的空间，如历经几个世纪逐渐成形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中国的城市领导者走出国门看到这些美丽的广场，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就会在本地催生出一个大号的仿制品。现在，在中国，人们可以在北京之外发现十几个面积比天安门广场还大的城市广场，而且绝大部分是在边远的中小城市，显然，这些广场并不是为当地市民准备的。

　　我们的造城，不仅常常直接取材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的一些城市也成为其他城市模仿抄袭的对象。北京在特定历史时期确定下来的一环一环向外发展的“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展模式，被许多其他城市当作城市规划的宝典。中国内陆地区的一座城市如法炮制，修到二环的时候就遇到了山，还是坚持着环下去，哪怕只能画半个环。单个建筑的模仿更加普遍，近来，饱受争议的国家大剧院也成为模仿的对象，“巨蛋”已经在别处出现。

　　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的城市复制香港，复制巴黎，复制纽约，复制到千城一面，城市沉淀的历史魅力一天天减失。然而到头来，对于香港为什么是香港，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纽约为什么是纽约，又不知被关心了多少？（记者 曹红蓓）

　　城市规划 与理想无关

　　“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

　　说起来，郑筱津做着的工作，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带着梦幻的色彩——设计一座城。作为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体规划所所长，郑筱津的手里总有

　　三四座城市的规划任务在同时做着，平均一个城市的初步规划要做下来至少得在两年以上。

　　对郑筱津来说，她的工作和浪漫的城市理想毫不沾边，更多时候，是与各个方面的不断的拉锯和妥协。在做城市总体规划时，当地领导的贪大思想是最常遇到的问题，一个城市明明现在只有50万人口，却偏要按照200万人口来做规划。这个时候，郑筱津她们总要尽最大努力进行解释和说服，这种说服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奏效的。而局部的问题上，妥协的一方就经常是规划师了。郑筱津记得，在一座西北内陆城市，讨论绿化植物的选择时，市领导坚持大面积引进并不适宜本地生长的樱花，结果是种了很多，也死了很多。

　　并不是规划中的所有分歧都能在最后时分达成妥协，郑筱津也曾经为此丢过项目。在为南方某城做路网规划时，郑筱津曾与当地一把手产生了强烈的分歧。这座城市中有一座革命纪念碑，当地领导想要以这座纪念碑为中心，模仿巴黎以凯旋门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布置全市的交通干线。而郑筱津和同事们在调查中发现，这种路网结构的可行性很差。尽管耗费了很长时间进行沟通，双方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后退半步。最后，郑筱津她们只能退出了项目，由另一家规划院接手。

　　周榕曾经兼职在山西某市担任市长助理及总规划师，在这里，除了一样的身不由己，他体会到的还有强烈的孤独。

　　有一次，周榕为下属一个县做商业街规划，区域内有一段明代城墙，周榕沿城墙设计了绿化带，而区领导坚持要沿墙做成商铺。双方相持不下，后来，市长介入，但区领导的决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商铺建起来了，城墙被完全遮蔽。

　　另有一次，周榕发现所做规划的市内一区中，有一段几百米长的北齐残城。周榕去和区内的主管领导谈规划路绕开的问题，刚一开口，这位处级干部就误解了周榕的意思，连忙安慰周不要发愁，“这好办啊，找个推土机来一夜就推平了它。”周榕连忙解释他是想保存这段墙以及墙的历史价值，最后，领导点头了：“行，那就留下吧。”待到工程交到开发商手里，为了降低造价，周榕所设计建筑的颜色和式样不断被篡改，以至改到面目全非。项目完成后，周榕怕去现场，更不敢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

　　“规划即政治。”郑筱津在总结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的工作经验时，深有感触地说。

　　“做城市规划的人，本应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工作两三年后，他的理想主义色彩就被磨去了一半。如果他还想吃这口饭的话，五年之内，一定会变成彻头彻尾的妥协论者。”周榕这样比喻：“如果有人对城市犯了罪，规划师绝对不是主犯，但他也一定难逃干系。”（曹红蓓）

　　欲望城市

　　每个人都有欲望，城市模样是各种欲望角力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强势者会使城市成为自己的欲望载体，因而，城市是属于他们少数人的城市、建筑评论者，出版人史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这场城市化运动中，所有的加入者都充满了欲望，正是这种欲望以某种不恰当方式形成的扭力，描画了我们城市的脸孔。

　　政府欲望

　　上世纪90年代，“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成为时代最强音，“大国风范”的自我感觉开始让城市决策者蠢蠢欲动，普通的西方城市不在话下，纽约、巴黎、伦敦、东京这样的超级都市，似乎才有资格成为我们城市蓝图的摹本。目前我国已有183座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约占全国661座设市城市总数的27%。

　　国际化欲望在城市建设中的另一个表现是，凡重要项目，都邀请国际上的明星建筑师来设计。国家大剧院“巨蛋”，在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提交的若干个方案中，是他本人最不满意的一个；获得过普里茨克建筑奖的建筑大师库哈斯设计的耗资巨大的中央电视台新楼也以怪异造型而饱受争议，中国人真的需要这样的建筑吗？史建认为，与其说这是崇洋，不如说是示威。请国外名师造这样的建筑或许并不是为了给中国人看的，它实际上只是一种姿态。它的存在，是要告诉外国人说：“我无所不能。”

　　除了国际化，发展的欲望片刻不可停歇。发展成了惟一目的、惟一指标。在各城各地提出的“N年大变样”口号中，变量N变得越来越小。库哈斯曾经这样调侃中国建筑师：“中国建筑师的数量是美国建筑师的1/10，在1/5的时间内设计了5倍数量的建筑，而他们的设计费只有美国建筑师的1/10。这就是说，中国建筑师的效率是美国同行的2500倍。”

　　个人欲望

　　如果把50年代到70年代人看作大的一代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经历过极其贫穷的窘境。当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现在主导消费的所谓“中产”时，会被一些小时候以为自己今生都不会拥有的东西，比如洋房和汽车，刺激出难以遏制的欲望。而这些大型消费品的个人拥有程度，与城市的面貌有很大关联。

　　房屋作为巨大消费链条上一个很贵的环节，在风格的认同上，跟消费一件西装并无太大区别。150年的民族悲情，把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夺去很多。于是，长江三角洲上“一城九镇”的异国仿真，北京冬天凛冽寒风中的“蓝色爱琴海”，还有“格林小镇”、“塞纳河谷”、“澳林春天”……房产商刻意营造的欧洲风格的城市居住环境总能命中一干消费者的心。

　　在《中国新闻周刊》和新浪网联合进行的网上调查中，60.05%的人们认为城市道路的宽窄无所谓，只要驾驶汽车时不会拥堵就好。当汽车成为城市空间的主导，人本主义就变成“车本主义”。为了行车方便，小巷被拆掉，马路越来越宽，行人要像老鼠过街一样四顾小跑着过马路。人们急着从一个室内移向另一个室内，城市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焦躁和危险。

　　调查显示，在城市里，人们最理想的拿一张报纸喝一杯咖啡的地点是街头咖啡座。《城市闲暇环境研究与设计》一书的作者马建业说：“城市的公共空间如何进行以休闲和交往为目的的设计，是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理想只是理想，中国人太忙了，甚至所谓的中产也停不下来。在城市街头卖呆儿的时间太少。”

　　从中国城市的混乱无序中，傅刚看见“无法比拟的能量，为了生活、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滋味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不是天生的东西，而是来源于匮乏、压抑，来源于单凭做梦无法满足的愿望。”

　　“今天的中国城市，反映的是极度压抑之后的疯狂爆发。”傅刚说。

　　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

　　曾系统研究中国第六代电影中城市意象的自由撰稿人孙健敏，把“共享”定义为描摹城市的关键词。“现代化是大家协商的结果。大家聚集在城市是为了共同分担现代化成本。在城市里每个人都应充分表述自己的利益，同时尊重他人的利益。”在疯狂发展的欲望城市里，任何强加的意志都可能导致城市整体的裂伤，规划上也是一样。

　　傅刚、费菁夫妇在纽约生活工作了18年，对这座100年前的欲望都市的规划思想有深切的体会。在他们看来，1811年建立的曼哈顿格网，富有弹性和包容性，能够适应200年来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费菁认为，好的城市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不是规划出来的，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真实、不矫揉造作。

　　“城市是一锅粥，八宝十全皆备，也许其貌不扬但有滋味。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的工作是选料配方，行政部门掌握火候，使用者不断搅动……”面对欲望城市，规划能做的，就是给它未来无目的性的生长留出足够的包容空间。

　　城市规划的魔咒

　　“城市规划”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本应译成“城市计划”，后因与当时的另一政府组织重名，才翻译成“城市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的学科体系基本按照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论来设置，而这一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就因缺乏人性而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

　　“大而化之地为城市建立规则是最可怕的，因为无论什么规则，都是一种简化的思维。”周榕说。“千城一面的前提是千城一法。”迄今为止，中国只有一部规划法而没有任何地方性规划法规，城市自然生长所能产生的差异，一但遭遇规划，首先在这一层被过滤掉。

　　周榕把目前的规划通则看作是观念、制度的投影：“现在建设前都要讲‘几通一平’，这‘一平’是很可怕的，它平去的是差异存在的现实土壤。”

　　对于年纪较大的城市决策者来说，过去年代的记忆充满了悲惨匮乏，在他们脑海中，现代化愿景之强烈，令人只想尽快抛弃城市的历史记忆。能赋予城市气质差异的历史土壤也因此而松动，同时，他们采取的直接工具，是属于过去年代的“城市计划”思想。

　　“中国现行体制下，城市发展的所有动力都来自政府部门，把城市真正的可能性完全抹杀了。”孙健敏说。在来自过去年代的规划咒语的刺激下，城市欲望的某一部分可以肆意疯长，而作为城市魅力基础的公共性和多样性，地理差异和人文关怀，被一点点抹去。

　　“中国城市的真正发展才不过20多年的时间。在短期内，城市建设所能调动的资源，采用的方法、依据趋同，这是不可避免的。”比起不断被规划祛魅的历史城市，周榕认为，那些现在看起来千篇一律的新城倒不一定值得过分担心。只要假以时日，在偶然性的不断叠加、历史的不断淘洗之下，城市就会展示出不同面貌。

　　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并不想把“添魅”的责任都交给后辈，他们开始对如何建立新的当代中国城市规划学进行研究。现在看来，在承认城市自然生长的基础上进行“微规划”，可能是一种人工“添魅”的可能。在规划政策的一些空白点上，如地产大盘或像五道口这样城市规划没光顾到的小块区域，探索性的实验已经展开。（记者 曹红蓓）

　　城市，以谁为本

　　今天城市建设中最时髦的口号是“以人为本”，市长们青睐“人居城市”，建筑师被要求设计“人性化空间”，房产商也以“诗意地定居”为卖点，一时“人文浩荡”，在规划和建筑中大行其道，是耶？非耶？需要细加分辨。

　　规划与建筑以人为尺度，当然是大好事，只是人有古今中外之分、王公贵族和贩夫走卒之别，以什么样的人为本是大有分际的。

　　环顾我们的城市，不分内城外城或人口稠密与否，到处都在拆民居拓马路，更为车辆快速通过而在市区搞封闭式干道，让行人爬天桥下地道，这是以有车族为本而非以行人为本；

　　城市建设演为城市美容，到处都是大而无当的景观大道，无病呻吟的广场，只准看不能打滚的大片绿地，容易获得上级的嘉许，建设的是样板城市，收获的是政绩，这是以官员为本而非以百姓为本；

　　奢华的、封建的、帝王时代的建筑物充满城市的公共空间，庞大的柱列，雄伟的门廊，金碧辉煌的厅堂，使一般人走在里面只感到渺小甚至自惭形秽，这样的建筑表现的是帝王的威权，是以权贵为本而非以平民为本；

　　与国际接轨变成处处以洋建筑为尚，中国的城市充斥洋人倾倒的垃圾景观，北京,上海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地,洋人再怪异的设计都可能在中国一路绿灯，这是以洋人为本而非以中国人为本。

　　今天，城市若不以行人为本、百姓为本、平民为本和中国人为本，以人为本的说法就有几分可疑，以人为本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对行人友善的城市，它的街道会保持一种令人从容徜徉的尺度，行人可以在街道的两边自由地穿梭，而不会因为街道过宽而放弃光顾一半的街面商店和公共设施。当行人可以尽情地利用全部街道的资源时，他获得的不仅是便利，而是更有安全感。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雅各布确信：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非常安全，远离野蛮和恐惧，那么这个城市在大体上也会是远离野蛮和恐惧的。

　　保持一个城市的安全是城市中的街道和人行道的主要任务。上海的世纪大道中央是一道精心设计的景观带，但几乎无人注意，因为世纪大道太宽，一些步履迟缓的行人常常需要两次行人绿灯才能穿过马路，多数行人为急切穿越大道的紧张所困，哪还有心思观赏路中景致？最现代化的街区，常常也是对行人最不友善的地方。

　　上海近年来开辟的景观绿地，太精致太美丽，即便允许人们亲近都把人吓得不敢亲近，绿地成为“绿色祭坛”，这是让人真正受惠的城市公共空间吗？一位建筑学家说得好，“一座富于人性的公共建筑，要使来访的市民感到亲切，感到被热心接纳，它不能有丝毫高高在上的姿态，令来访者感到压抑，或使路过的市民产生被排拒感。”(汉宝德：《细说建筑》，第15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让人感到亲切的城市，首先是让当地人感到亲切的城市，是有地方特色的城市，而不是一味崇洋媚外的城市。人人都感亲切和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环境，将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和符号的源泉，人们因此而被联合起来并得以相互交流。

　　我自己对上海中心城区景观的生动印象都是在幼时和少年时代形成的，熟悉她的肌理、节奏和韵味。以后路过早先住过的旧式里弄街区，常常有莫名的感动。始知自己对都市的感情源于少年的经历。

　　城市是因了我们的经历变得可亲可近更常常撩拨人的。当人们动辄开来推土机对付这些老建筑老街区时，这还是人文精神的城市建设吗？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于海)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