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最年轻的驻外大使只有43岁，外交部最年轻的副司长年仅34岁，最年轻的正副处长分别是31岁和29岁……在中国现有的4000多名外交官中，35岁以下的青年外交官占将近一半。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这样形容这群年轻的外交官：有爱国激情、报国壮志；勤奋工作，努力钻研；善于实践，勇于奉献。

　　这群 生活在外交官光环下的年轻人，和其他青年群体有什么不同？他们的工作是否像我们平常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们有怎样的苦恼？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特刊发这组报道，向读者描述21世纪初的中国年轻外交官的群体形象，以及他们在维护国家利益和荣誉的背后鲜为人知的一面。

　　风餐露宿的勘界外交官

　　在完成中蒙边界联合检查工作返回的路上，越野车打滑失控，困顿中的欧阳玉靖差一点就掉到深山沟里，车离悬崖只有两三厘米。此事发生在新疆阿勒泰，时为2000年7月1日。

　　这是欧阳玉靖从事外交工作十多年来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

　　欧阳玉靖来自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分管中国陆地边界事务。他早年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曾在国家测绘局工作4年，后调入外交部，曾常驻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馆，2001年被任命为处长，其间又在外交学院学习了两年英语和两年国际法。

　　中国陆地边界全长2．2万公里，涉及14个邻国和中国9个省、自治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边界，每隔若干年都要联合检查一次，查看是否有自然的或人为的变更。勘界工作主要有两大项：外交谈判和实地考察。条约法律司有一个处专门负责陆地边界工作，该处通常只有七八名外交官，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即一条边界由一两名外交官分管。

　　欧阳玉靖参与了几乎所有的与中国陆地边界相关的工作。他的工作业绩大致包括：其一，先后组织、参与并完成了中俄、中蒙、中哈、中吉、中塔等20余个涉及划界、勘界、边界联合检查、边界管理、边境口岸开放等事务的重要条约、协定或议定书的起草和谈判签署工作；其二，组织完成了总长约1．2万公里、竖立3300多块界碑的边界勘界和联合检查工作；其三，参与了中国与印度、中国与不丹的边界谈判；其四，组织整理、翻译并出版了约500万字的边界事务条约集等系列丛书。

　　过去5年里，欧阳玉靖曾先后12次奔赴中蒙、中俄、中越、中老、中缅等边界。他每年花在边界考察上的时间大约是40天，谈判的时间大约是150天。边界谈判往往很艰苦，经常是白天会谈，晚上内部开会、准备对策预案、撰写各类文件等，会谈强度大，加班任务重。就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后，欧阳玉靖旋即去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就中塔边界的勘界工作进行磋商。

　　一名长期关注中国外交事务的专家对本报记者说，勘界工作有两大特点：第一，高度敏感，它涉及一个国家领土的“划进与划出”，国土就是“寸土寸金”，如何使国家利益最大化和国家损失最小化，是外交官们时刻面临的问题；第二，异常辛苦，勘界需要大量的野外作业，风餐露宿，不足为奇。不过，欧阳玉靖说，勘界最辛苦的还是那些基层外事部门。

　　勘界时，欧阳玉靖最常乘坐的是越野车，有时也会骑马、骑骆驼、骑牦牛。从野外勘界回来的外交官并非衣冠整洁，而是一副狼狈相。欧阳玉靖说，在野外勘界作业时，他们往往是在“自然状态”下生活———长时间没法洗澡；男女遇有内急，就下车，“男左女右”（即男女分别在汽车左右两边）解决。

　　来自蒙古边防军总司令的一次拥抱让欧阳玉靖觉得很有成就感。在中蒙边界第二次联合检查中，由于时间紧和经费少等原因，欧阳玉靖大胆地提出了全新的作业模式，使得双方用两年时间完成了通常需要4年时间的工作，为国家节省财政开支约7000万元。蒙方副首席代表、蒙古边防军总司令松德布将军在拥抱欧阳玉靖时说，蒙古与其他国家的边界联合检查花了13年才完成，而中蒙边界比那些边界还长，这让他切实了解到了“中国速度”。

　　“无论谈判工作如何紧张，野外条件如何艰苦，欧阳同志都能不畏艰险，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该处职员做表率，带出了一支能打硬仗、不怕吃苦、甘于奉献的边界队伍，多次受到部、司及相关兄弟单位的好评。”外交部的一份上报材料中这样评价。

　　2005年初，因为工作责任意识强、高度敏感、富有创造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等，欧阳玉靖被共青团中央等5个部委评选为全国“十佳”外事青年。2005年5月，欧阳玉靖又被国务院授予“200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在印尼的一家拘留所里，他的名字和电话被写在墙上

　　2004年农历大年三十晚，烟台一家公司的5艘集装箱船在韩国遇到困难，遂向外交部求助，钟瑞明及时赶到办公室，并请驻韩国使领馆提供协助。之后连续3天，他一直与公司和使领馆保持密切联系，直至问题得到解决。事后，烟台的这家公司向外交部赠送了“捍卫国家荣誉，维护企业利益”的木匾。

　　钟瑞明说话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很有耐心。采访钟瑞明的当天是他的生日，采访完后，他没有回家，直奔办公室———加班。

　　钟瑞明1987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度尼西亚语、英语专业。钟瑞明第一次出国就常驻泰国，后又从泰国直接转到印度尼西亚。在18年外交工作中，钟瑞明去过16个国家，且都是亚非国家。他心细、责任心强。在印尼工作时，每次中国领导人到访，他都被定为领导人的“联络员”，曾陪同过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胡锦涛等人。

　　十几年来，钟瑞明一直在从事领事工作。听钟瑞明谈领事保护工作，感觉他不像一名外交官，倒更像一名消防员兼保姆。他说，领事工作涉及非常具体的服务性事务，很贴近老百姓，需要有“爱民之心”。每做成一件事，他的心里就获得安慰，被救的国人的感激之情往往让他感动。

　　2004年，钟瑞明在国内参与处理了7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绑架案、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遇袭案、11名中国工人在阿富汗被枪杀案、中国公民在印度洋海啸中遇难案等。

　　其实，早在国外工作时，他便曾处理过各类领事协助、保护的案件，包括中国公民被骗、被抢、被盗、被害、非法偷渡和劳务纠纷等案件。

　　一些国内公民以为在国外能打工，赚大钱，结果被非法中介所骗。钟瑞明曾负责营救过多名被骗女青年。四川一名女青年本想到印尼唱歌，结果被安排去华人开办的夜总会做“小姐”。她到的第一天，客人要求她吃摇头丸，但她不从，凌晨从夜总会跑出来，并通过当地华人找到了中国大使馆。钟瑞明和同事遂找夜总会交涉，迫使夜总会交出所扣押的护照和回程机票，专门把她送到机场回国。

　　有一次，7名被骗中国女子在印尼一家酒店突然打电话给使馆求助，使馆把他们接出来，安排在安全的地方住宿，并设法让她们尽快回国，使他们脱离了危险；有一次，中国使馆接待了一名患有精神病的中国女子，使馆为当事人安排了住宿，派专人在酒店看护，并护送她回国……类似案例数不胜数。

　　安排中国非法移民或遇困中国公民回国的程序十分复杂、繁琐。领事官要将人员的情况报国内核实，待身份核完后再颁发回国证件；如当事人身无分文，还要联系其家人寄钱，家属把钱寄到外交部转驻外使领馆或直接汇到使领馆；收到钱后，领事官要为当事人代买机票，有的还需送到机场；如当事人不讲真实情况或其家人无力提供回国路费，处理难度就更大，对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人员，还要想办法解决回国后的收留问题；不少涉案人员不懂外语，遇事往往不会自行处理，而依赖领事官协助……钟瑞明在国外工作时，这样的情况一个月要碰到很多次。“现在每年到境外的中国公民有2000多万人，涉及中国公民的案件频频发生。由于领事工作人员紧张，国内国外都忙不过来。”

　　钟瑞明表示，中国人在国外违法违规问题很突出，有损中国人形象，但在处理时，既不能“护短”，又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因为其违法而弃之不管。在印尼的一家拘留所里，钟瑞明和历任负责领事保护工作的同志的名字和电话都曾被写在墙上，新进拘留所的中国公民随时都能找到求助途径。

　　处理死亡案件是领事保护和服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004年，中国公民在外死亡人数为826人，死因有被害、生病、工伤、车祸、自然灾害等。钟瑞明说，案发后，领事官都要争取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血淋淋的现场、停尸房等；他们要向当地警方查明情况；要通知死者家属，并根据家属的意见决定是将尸体运送回国，还是就地火化；还要为家属争取尽可能多的赔偿。有的死者家里很穷，就委托使馆全权处理尸体。在非洲某国，中国驻当地领事馆受委托处理死者尸体，但这个国家并无火化设备，中国外交官只好自己准备木柴，将尸体火化。

　　在外交部，紧张地工作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与记者见面前，钟瑞明刚刚陪同领事司司长罗田广赴南非处理完多起中国人遇害问题。罗田广受命作为外交部部长的特别代表，因任务非常紧急，都没来得及回家，从办公室里抄起几件衣服匆匆赶往机场。在南非的3天里，罗田广与南非的外交、警察等有关部门就中国公民的安全保障问题进行了3次磋商，并看望了受害者家属和当地其他华侨华人，与当地华人社团、中资机构举行了3次座谈会，还接受了当地媒体采访。为及时向上级汇报工作情况，钟瑞明在回国的飞机上将报告写了出来。

　　时刻都在提心吊胆工作的中国信使

　　与记者见面时，王昕龙还拄着拐杖，很不方便，而他很快就得去拉丁美洲出差。

　　外交部办公厅有一批专职外交信使，其职责是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机密文件和资料以外交邮件的形式送至我国驻外的100多个使领馆。信使持有外交护照，携带的外交邮袋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检查。信使工作高度保密，因而一直很神秘，一般人对其了解有限。

　　王昕龙就干这样的工作。信使出国一般都不是去单个的国家，而是去一连串的国家。王昕龙已去过70多个国家，而中国老信使有去过140多个国家的纪录。

　　王昕龙，黑龙江大学毕业。1996年进入外交部亚洲司，2000年调入办公厅信使队。王昕龙说，信使所有任务的核心是：安全、准确、及时地把物件送到目的地。信使一般都是两人一起行动，两人不分离，人、物不分离。

　　信使工作很危险。俄罗斯曾有人这样描述信使工作：外交信使应该具备“政治坚定、意志顽强”的品质……合格的外交信使必须有能力应付突发事件、盗窃、有组织的武装袭击和交通事故；外交信使必须能够识破圈套、抵制挑衅、永远保持警惕并看管好携带的邮件；他们配有武器，而且枪法很准。

　　关于中国信使的工作，有着13年信使经历的老外交官谢君桢曾讲述过一连串惊险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中国信使路过属东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时，险遭绑架。由于信使竭力反抗，大声呼救，旅馆职员出面干预，才使信使免于劫难。以后凡中国信使路过时，都呆在旅馆房内闭门不出，连吃饭也让服务员送到房内。两名信使在旅馆过夜，轮流值班，困倦时用冷水洗脸，保持清醒，毫不懈怠，谢君桢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同一时期，中国信使搭乘前苏联班机去古巴时，飞机被迫紧急降落在纽约。当时中美两国是敌对关系，为了不让国家机密落入美国人手中，信使到机上厕所撕毁绝密件，并在洗脸池内用水泡烂，丢入马桶内。

　　信使工作亦很艰辛。谢君桢回忆，曾有两名中国信使搭乘前苏联货轮去古巴，货轮进入大西洋海区航行时，遇上9级大风，在海上颠簸摇晃，两名信使呕吐不止，躺在床上动弹不得。经过十几天的航行，当两名信使和船长握手告别时，两腿发软，就像大病了一场。

　　据悉，中国外交邮件从未因为信使的失职而丢失过，但有6名中国信使在3次空难中牺牲。1958年，一架载有中国信使的飞机在莫斯科以东的喀山市上空失事，当中国驻苏联使馆两名外交官赶到现场时发现，已经牺牲了的两名中国信使双手仍然紧抱邮袋。

　　冬天里，时任外交部发言人的沈国放在举行完记者会后，骑着自行车回家

　　出于工作需要，外交官免不了要到艰苦战乱的国家或地区工作。中国驻玻利维亚使馆地处海拔3600多米的南美洲高原上，是我国惟一被列为“六类地区”（即环境最恶劣的）的驻外机构，自然条件异常恶劣。玻利维亚被称为“高原、高危、高贫、高乱”的“四高”国家，素有“外交官坟墓”之称。据中国外交官介绍，在这么高的地方长期生活和工作，会导致血液粘度加大，个别人甚至心脏肥大且无法恢复。中国驻玻使馆的馆训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条件类似的中国使馆，还有中国驻东帝汶使馆等。

　　钟瑞明有一个12岁的女儿，他的妻子是在泰国曼谷怀的孕，其间随他转馆到印尼，再从印尼回国生下她；女儿学说话和走路的时候，钟瑞明夫妇都在国外，长时间没有见面；女儿5岁时，独自一人坐飞机经新加坡转机，去印尼探望父母。

　　记者接触的大多数外交官都异口同声地谈到同一个问题：外交部的待遇太低。工作长达15年的外交官，工资不超过2500元。钟瑞明等人都说，做外交官，没法跟外面比待遇，关键是对工作是否喜欢，是否有事业心、责任感，更重要的是，是否有奉献精神。

　　有一名很有才华的年轻女外交官，同学聚会时，知道她工资不高就不让她掏钱，她说“这让我很没有面子”；王昕龙曾在飞机上提出要看看免税品，结果被空姐抢白了一顿：“看什么看，反正你又不买”；前不久，外交部一名中级外交官向记者感叹说，他已工作10多年了，如今买二手房的首付款还要向已退休的父母借，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欧阳玉靖家里，包括父母和孩子，一家5口人曾长期挤在60平方米的公寓里，而这种情况在外交部并不罕见；一年冬天，本报记者亲眼见到，时任外交部发言人（司级）的沈国放（现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在举行完记者会后，头戴耳机，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

　　青年外交官：既开放又“保守”的一群

　　五四前夕，记者从外交部获悉，中国现有4000多名外交官。其中35岁以下的年轻外交官占外交部干部总人数的将近一半。

　　外交部部长李肇星说，这些年轻外交官的特点是：有爱国激情、报国壮志；勤奋工作，努力钻研；善于实践，勇于奉献。他说：“为了外交事业，一些年轻人告别新婚的爱人，到驻外使领馆工作，而且，在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乱、艰苦地区，都活跃着中国年轻外交官的身影。”

　　今年29岁的外交官于海琳曾亲历伊拉克战争，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次经历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让我懂得了在生死面前，一个人应该做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事情。”

　　外交部干部司司长吴恳在与互联网网友交流时曾说：“和平发展的中国需要一流的外交，一流的外交呼唤一流的人才。”

　　最近几年，外交部的干部年轻化步伐进一步加快，中国目前最年轻的大使只有43岁，外交部最年轻的副司长只有34岁。还有一大批30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上了处一级的领导岗位。目前，外交部最年轻的正副处长分别是31岁和29岁。

　　对中国年轻外交官的系列采访是从10个月前就开始的，记者前后接触过近百名年轻外交官。限于篇幅，很多人的精彩故事都无法一一跃然纸上。

　　雷宁，中国外交部“高翻”（高级翻译），常随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访，她总能听到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最高领袖的声音。记者发稿时，她刚刚随胡锦涛主席出访东南亚归来，今年“两会”，她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记者招待会的翻译。她的公众形象是内敛、稳重，可与她熟悉以后，她的幽默又让你愉快。

　　耿爽，外交部国际司的一名副处长，连续几年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国际司主管中国的多边外交，诸如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该司被认为是外交部“在国际上吵架最厉害的一个司”。耿爽经常出差的地方是纽约、维也纳、日内瓦等国际组织常驻的地方。耿爽说，他的工作主要是写文稿等等，这都是为部领导和中央领导准备的。

　　孙振，接受采访时还在新闻司，主要与国内外新闻媒体的记者打交道。记者发稿时，他已常驻比利时了。以前，总是听说，外交官的工作就是出国，但孙振在外交部工作6年，出国也不过三四次。

　　林楠，来自礼宾司。她接待过众多国家的领导人，而且，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上的细节都很了解。她讲了工作中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完宴会，随即改变原定安排要去别的地方……

　　田立晓，条约法律司的法律专家，他的工作就是用国际法为中国、为普通的中国人争取利益。田立晓在常驻国外时曾把一个“死”案子救“活”了，为中国劳工争取到了几十万美元的赔偿。

　　记者熟知的年轻有为的外交官还有很多：熟悉朝鲜半岛事务的白洁小姐、从事安排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端访问工作的李素云小姐、从事军备控制工作的陈楷先生、从事青年工作的祝青桥先生、从事民间外交的姜良国先生……

　　通过采访，记者体会最深的有两点。第一，这些年轻外交官既开放又“保守”。开放，是因为工作需要，他们的开放，是外国人理解中国的窗口；“保守”，是因为工作纪律，时刻体现“外事无小事”的理念，没有被授权的话，说起来慎之又慎。有意思的是，记者发现，越是年轻外交官，工作年限越短，说话越保守，越格式化；而有一定宣传工作经验的外交官，则很善于与人打交道，乐于交谈，也比较善于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去表达立场和政策。

　　第二，他们能够在自己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寻找内心的平衡。在外交部内部的一次演讲比赛中，来自礼宾司的张媛媛小姐说，母亲不会因为孩子的先天不足而抛弃他，是因为责任；老师不会因为学生的愚钝而放弃他，是因为责任；外交官不会因为待遇等种种问题而背弃国家，更是因为责任。

　　在现实的生活和工作中，尽管这些外交官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责任意识、国家利益意识时时体现。欧阳玉靖就特别有感触地说，外交官确实待遇低，但他在勘界时经常被在异常艰苦条件下生活的中国边民的淳朴之情所感动，每每想到这些，也就释然。

　　欧阳玉靖所说的，代表了很多外交官们面对待遇低时所表现出来的那份理性和平衡。（记者袁铁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