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进驻艾滋村干部陈瑞军称帮扶绝非作秀，表示想再去文楼村当村民

　　2004年2月19日，陈瑞军到达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听取村民反映情况。本报记者李冬摄

　　对话人物

　　陈瑞军56岁，河南省卫生厅正处级调研员，河南派出首批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队员，上蔡县驻村工作队总队长，文楼村驻村帮扶工作组组长。

　　对话动机

　　4月20日，114名河南省机关干部和医生，背上行囊，奔赴全省6市13县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开始为期一年的驻村帮扶工作。

他们接替下来的，是去年2月首批进村的76名省机关干部。

　　一年前，河南曾派出首批艾滋病防治帮扶工作队员进驻艾滋村，帮扶每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修一条柏油路、打一眼深水井、建一所学校、建一所标准化卫生室、建一所孤儿孤老养育院，即“五个一”工程。

　　4月26日，本报记者回访返回的首批河南帮扶队文楼村驻村帮扶工作组组长陈瑞军，探访其在艾滋村生活的苦与乐。

　　第一次进村，村民夹道欢迎

　　我对村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钦差大臣，我是来文楼当村民的！”

　　新京报：在被抽调驻村前，与艾滋病人打过交道吗？

　　陈瑞军（以下简称陈）：从没有。但我是搞卫生工作的，对艾滋病知识还是有所了解的，对艾滋病不觉得可怕。

　　新京报：家人支持你吗？

　　陈：我爱人也是卫生系统的，对艾滋病也有所了解，她还是比较支持我的，但我并没有告诉孩子们。儿子和女儿后来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了我在艾滋病村工作，很吃惊，但孩子还是比较支持我的。

　　新京报：还记得第一次进村的情形吗？

　　陈：当然！2004年2月18日，我背着行李第一次进村，文楼村村民夹道欢迎。在现场，我对村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是钦差大臣，我是来文楼当村民的！”

　　新京报：在村里你们住在哪？

　　陈：就住在村委会办公室，当时一个屋住着五个人。

　　新京报：平时吃饭怎么解决？

　　陈：我们五个人轮流做饭，但几乎顿顿都是面条。印象中进文楼村的第一顿饭最丰盛，吃的是米饭，我们炒了两个菜以表庆祝：一个菜是醋熘白菜，另一个是清煮白菜。

　　曾遭受到5次围攻和谩骂

　　几百号人把工作组人员围堵在办公室破口大骂，但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妥协。

　　新京报：听说你在驻村工作期间，曾遭受到5次围攻和谩骂？

　　陈：是的。在文楼村的日子，我天天记工作日记，后来有记者翻看我的日记，就把这些事报道了出去。

　　新京报：很多时候，都是工作队让步？

　　陈：是这样。第一个启动的工程是搬迁村卫生所。出于交通便利的考虑，工作组想把卫生所搬到文楼正南面的公路旁边，这样其他5个自然村的病人就医将要方便得多。但想不到第二天大早开门，发现门口聚集了上百名文楼村民。

　　新京报：当时妥协是因为你们害怕了吗？

　　陈：不是，主要是不想激化双方的矛盾，因为工作组刚刚开展工作，我们应该先取得村民的信任。

　　新京报：但工作组在艾滋病防治资金的把关上就很强硬。

　　陈：文楼村原先发放了730张艾滋病医疗证，但后来工作组发现，有很多健康人冒充艾滋病毒患者领取医疗证，还有的将免费领取的药物转手卖给外村人，而有的患者多领药并不吃，甚至喂猪、喂羊，看着很让人心痛。

　　新京报：发现问题后，工作组怎么处理的？

　　陈：工作组很快组织文楼村村民进行体检，最后查出了410名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个数字就比原先的730人减少了将近一半。没有领到医疗证的人非常不满，几百号人把工作组人员围堵在办公室破口大骂，但这是原则问题，我们不能妥协。在现场，我当即宣布新的治疗制度：今后吊针必须在卫生院打，不得把药液领回家；药品一次只准领取两天的剂量。

　　新京报：文楼的这个治疗办法后来被河南很多重点村所效仿。

　　陈：是的。我们可以算笔账，以前文楼村每天用于艾滋病毒感染者机会性治疗的医药费在6000元左右，新制度施行后，这些医疗费降到了3000元。一年下来，文楼村就能省下医药费将近100万。

　　组建秧歌队，报名特别火

　　其实，艾滋病人和我们健康人一样，也需要娱乐文化，也需要美的东西。

　　新京报：我观察到，以前文楼村到处都贴着“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责”等标语，而如今都换成了“保健康，奔小康”等，工作组改换这种标语传达的是什么信息？

　　陈：以前村里的标语中总是反复出现艾滋病几个字，很容易让人产生恐惧感。

　　工作组把村里的标语改了，就是要让村民改变观念，给他们树立一种生活的信心：要自立自强。

　　新京报：一年下来，文楼村村民精神面貌是否如标语一样有所变化？

　　陈：刚进文楼村，村民们普遍的一个表情是—————愁眉苦脸。最明显的例子是，原来你们记者去文楼村采访，艾滋病人都会伸手要钱，有的甚至把记者围起来软硬兼施地把其身上的钱全部掏光，给人的印象很差。

　　新京报：现在呢？

　　陈：你现在再去文楼村，村民的精神面貌真的是改善了很多，你能从这些感染者身上看到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能感化你。

　　新京报：工作组做了哪些努力？

　　陈：首先请来了文艺老师，策划组建文楼村秧歌队。想不到报名的时候，特别的火，超出了报名人数。后来工作组又组建了锣鼓队，队员也都是清一色的艾滋病患者。

　　新京报：如今这些活动开展的如何？

　　陈：现在在村里，这两个文娱队整天敲敲打打，蹦蹦跳跳很是热闹，外界难以想像身患艾滋绝症的人怎么会这么快乐。其实，艾滋病人和我们健康人一样，也需要娱乐文化，也需要美的东西。

　　吊了一天药水，就返回文楼村

　　我离开文楼村才一天，村里就传出风声说老陈跑了，工作队撤了。

　　新京报：你今年56岁了，在76名驻村干部中年龄最大，你为什么选择工作难度最大、社会关注度最高的文楼村？

　　陈：其实最初省里并没有把我分派在文楼村，而是在新蔡县的董富村，后来派在文楼的驻村干部给我打电话，说文楼村是省里工作和监控的重点，压力太大，而我对农村工作有经验，希望能与我调换一下。我当时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新京报：你不怕压力吗？

　　陈：怕啊！但以前我搞过农村工作，所以心里有底。但进村没几天，我的高血压和高血脂老毛病就犯了，后来去驻马店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但我在医院吊了一天药水就返回了文楼村。

　　新京报：文楼村村民说，你驻村期间从没有回过家？

　　陈：是的。按照规定，节假日驻村干部是可以回家休息的，但我从没有回过一次家。中间省里组织所有驻村干部检查身体，我离开文楼村才一天，村里就传出风声说老陈跑了，工作队撤了。当时因为修路问题起了争议，一百多人把文楼村委会包围了，村干部给我打电话，当夜我就坐车赶到了村里。

　　打造一个不走的工作队是最终目的

　　村里的工作最终还是要靠村里自己去处理和解决。

　　新京报：帮扶队进村前，河南省就提出了任务要求，除了“五个一”工程，还要求帮助村民生产自救，即建立造血工程。但我了解的情况是，一年时间过去了，河南38个重点村中，至今几乎没有一个村能有效发展经济，造血工程几乎还是一句空话。

　　陈：在农村引导村民发财致富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何况这38个村还是艾滋病高发村，启动造血工程难度可想而知。

　　新京报：你认为带领艾滋病高发村村民致富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陈：首先，通过发展致富工业可能性很小。现在是市场经济，艾滋病村这块牌子毕竟会影响商品的销售。

　　新京报：以你在文楼的工作经验，你认为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办法能带领村民致富？

　　陈：发展养殖业、种植业，组织每家每户健康人外出打工也是一个不错的致富办法。

　　新京报：现在还有个问题，你们是首批帮扶队员，现在第二批帮扶队已替换你们进村了，这种帮扶活动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

　　陈：不会，帮扶只能起到引导扶持的作用，是暂时现象。根据河南省委的计划安排，驻村帮扶工作开展3年就会结束。

　　新京报：我注意到，河南省委在给第二批帮扶队提出的工作要求中，其中一条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陈：基层组织建设非常重要！驻村帮扶队毕竟只能起到帮扶作用，村里的工作最终还是要靠村里自己去处理和解决，打造一个不走的工作队是最终目的。

　　我希望能再去文楼村当村民

　　村民后来叫“老陈”我很开心，说明他们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新京报：作为首批驻村工作队，一年的工作结束了，有没有听过村民对你们工作的评价？

　　陈：去年进村一段时间后，一些村民私下里就给工作组打起了分，他们说，我们问题和成绩同样存在，比例是三七开。后来离开的时候，有媒体告诉我，村民这时给我们打的分中成绩已占到了九成。说实话，这个分太高了，我知道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太多的工作还需要开展。

　　新京报：你们走的时候，村民是什么态度？

　　陈：去年8月，省里安排了新的工作任务，要我返回郑州。离开文楼的时候，村民们拦着不让我走，最后县里的领导就给村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老陈只是回去休息几天，很快就会回来。”村民这才放我走。

　　新京报：你刚进村的时候，村民都习惯称呼你“陈处长”、“领导”，现在村民说起你都会称你为“老陈”？

　　陈：是这样。村民后来叫“老陈”我很开心，说明他们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也实现了我进村时所说的“我是来当文楼村村民”的初衷。

　　新京报：有网站对“省直干部进驻艾滋病高发村”进行过一次调查，60%的人认为，此举并不能解决艾滋村根本问题，19.5%的人则认为，专业医疗人员进驻比较合适。你怎么看这两种评价？

　　陈：我们进驻艾滋村，做的实实在在的好事，怎么能算作秀？在干部驻村不久，专业医疗人员也开始了驻村工作，这个问题河南省政府已经考虑到了，但这两方面都是不可缺少的。

　　新京报：如今你已经离开了文楼村，还与文楼村有联系吗？

　　陈：虽然已经离开了文楼村，但现在还是与文楼村保持电话联系。在最近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学习总结中，我写下了这句话———我希望能再次去文楼村工作，当一名文楼村村民。

　　本报记者高明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