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频频发生的煤炭安全事故，陈雨显得很无辜，他问：“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生产，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安全系数？”

　　他说，仅仅去年，从温州金融机构打到山西的资本就达40多亿元。这么多资金的投入，恰恰改善了生产条件，提高了安全系数。“媒体对温州商人的评价不公平，安全问题是因为温州人投资后才发生的吗？其实，温州商人恰恰改善了挖矿条件。”

　　从前，山西很多小煤矿大多是“独眼井”，安全条件极差。温州很多投资者倾家荡产去山西发展，最大心愿是能平安赚钱。首先就引进先进设备，确保安全生产。安全成本大概占总投资的20%。即使如此，仍可能发生事故。

　　在对待事故上，很多事情也让陈雨不能明白。他说，曾有一位温州商人承包的煤矿里发生安全事故，当他向当地政府汇报时，一些官员竟不受理。等矿主上报事故后，那些官员又以种种理由进行罚款。最后，这位矿主实在无力负担罚款，被迫变卖煤矿远走他乡。

　　因此，对于一些煤炭安全事故，一些人不认真调查原因，反而把板子全打在温州人身上，陈雨觉得十分委屈。

　　三问：到底是提高还是降低了效益

　　商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承包山西人的煤矿，我们首先要进行大量投入，以提高产量。”陈雨说。

　　温州人相对本地小煤窑，更按规章流程操作，首先考虑是安全，然后考虑产量。由于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前年产3万吨的煤矿，在温州人投资后，年产可达20万吨到30万吨。

　　“只看温州人赚了多少钱，却不看温州人付出了多少的资金和智慧，承担了多少的风险。这不公平！”他说。

　　四问：煤价为何这么高

　　“把煤价高涨怪到温州人头上，也没有道理。”陈雨抱怨。

　　首先，这是宏观经济的影响，高耗能产业增加，对能源的需求大，因此煤炭供不应求，价格自然要高。

　　其次，煤炭生产管理的冗多繁复，也是造成煤炭价格高企的原因。他说，光管理煤炭生产的部门就20多个，如国家安全生产局安全站、地方安全生产局、地方煤炭局、国土资源局、公安局、林业局、环保局、电力局、工商局、税务局，同时，各个部门还有纠察队，职能交叉重叠，再加上当地各级政府以及村委会，都会往煤炭上去“咬”一口。这样大的管理成本，当然造成煤炭价格高涨。

　　再次，经销环节也推高了煤炭价格。一吨5号煤炭从矿井出来，卖给拥有专有经销权的企业，大概在180元。但过了经销商的手，加上90元运费和13%税收，理论上不到400元，而现在的市场价却要630元！

　　煤炭销售和运输环节都是垄断的，要销售，就要向相关公司争取指标，这些指标很容易成为某些人权利寻租的机会，增加成本；到了火车站，还要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如站台费。因此，煤炭的销售和运输成本相当高。

　　五问：温州人投资对山西有贡献吗

　　“温州资本，对于山西这个缺乏资金的省份来说，无论如何是个好事。”陈雨列举了温州人的贡献：

　　以前，山西煤炭由国家定价，价格在每吨20元到30元，很多企业挣不到钱，安全投入根本谈不上，形成历史欠债，造成现在事故频发。温州人来之后，进行技术改造，有些煤炭工程师是从全国各地高薪聘请来的。温州人的煤矿中，生产矿长最高年薪达600万元。正如山西省委一位领导说，温州人来了之后，对山西煤炭的安全生产和资源利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温州人企业相对保护了当地资源。如果按照当地小煤矿独眼井的方式挖煤，生产效益很低，很多煤矿只采了一成就被废弃，浪费严重。

　　更重要的是，温州人来之后，促进了当地的思想观念的解放。很多人通过学习温州人而懂得利用市场规律办事。（屠知力 王伟健）

　　“温资”扮演先行者

　　与温州大学经济学院马津龙教授的对话

　　“温资”充裕，需找出路

　　记者：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山西人对温州人既佩服又害怕。

　　马津龙：温州民营经济发达，温州人能吃苦，能更多地创造和积累财富，因此民间资本充裕。同时，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还不够。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让民间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

　　资本最大的特性是逐利，而温州人喜欢赚钱，更喜欢让钱生钱，因此在外投资的温州人比较多。

　　不要敌视投机者

　　记者：是啊，提起温州人，人们会想到“温州炒房团”，如今又有“温州炒煤团”。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马津龙：炒是形象说法，指的是先购进某物然后趁高价抛售，是一种投机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炒房”，可算得上是投机行为。拿“温州炒房团”来说，当初并非为投机，是看到上海房价较低而买来自用的。后来，温州人发现，上海房价慢慢上涨，且呈现持续的过程，因此，才有投机行为出现。

　　而所谓“温州炒煤团”，其实不存在投机行为。温州人当初投资煤炭，并没有炒作动机，他们是投资在生产领域，是一种投资行为。

　　其实，即使属于投机行为，只要合法，也无可指摘。投机者也要承担风险。现在往往只看到温州人成功的一方面，却忽视了他们中的失败者。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去投机，那不是投机者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因此，即使面对投机者，我们也不应该敌视。更何况，在山西的温州人是投资当地产业，当地政府应该持欢迎态度。

　　记者：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并不太欢迎温州资本，或者说是又爱又恨。

　　马津龙：政府要改变观念。不要在缺乏资金时，就欢迎资本进入；看到资本赢利时，又害怕利益外流，拒绝资本。如果需要资金改造小煤矿，就欢迎温州资本；煤价上涨了，看到温州商人获巨额利润，又心理不平衡。这不是明智的态度，不但损害投资者利益，也对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最大意义在于冲破障碍

　　记者：姑且借用“温州炒煤团”的称呼吧。“炒煤团”与“炒房团”最大的不同，在于民间资本开始进入煤炭等国有垄断行业。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马津龙：这是温州资本投资煤矿的最大意义所在。民间资本进入煤炭等国有垄断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进步，其意义不在资本获利与否，而是告诉人们，这些领域的民资进入门槛并非高不可攀。以前，我们总以为某些行业不能引进民间资本，认为引进民间资本后会出现种种问题。现在看来，只要政府起好监管者的作用，同样可以引进民间资本，而且其效益会更高。

　　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都是先由民间资本去冲击，然后才会有某行业的逐渐放开。我知道，温州资本不仅进入煤炭，还进入石油领域，而且最终证明了，这些行业是可以由民间资本来投入的。

　　所以，“温州炒煤团”的意义，在于扮演着民间资本冲击国有垄断行业突破者和先行者的角色，这比纯粹讨论封杀还是放开“温州炒煤团”更有价值。（王伟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