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在去年之前，贾樟柯还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对于为公众的视角服务的电影导演来讲，“地下”就像恋人同居一样，有一些说不清的味道 在闪烁。走出“地下”成为被体制认可的导演，就像领到了结婚证的合法夫妻，在人多的地方也可以理直气壮的那种。与“地下”的窒息相比，地面之上提供的是一种广阔背景。

    两年前，也就是贾樟柯还在“地下”混的时候，我与他在饭桌上有过一面之交。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虽然矮小，但是壮实，眼神里藏着暴劲的精光。淡妆素抹的女主角赵涛坐在他左边，朴素里隐匿着教养。那天的赵涛话不多，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贾樟柯与桌上人的对话。那时，我想，这个赵涛是一块尚未完全打磨出光彩的璞玉。当然，那时候的贾樟柯是“地下”导演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小武》、《站台》等作品已经破茧而出，在海外电影节给中国电影争了不小的脸面。在我模糊的印象中，生于70年的贾导演，善言而平实，毫无张狂之气。那天他在给酒桌上的人讲山西私人煤窑的工人下矿之前，都要与矿主立“生死契”的事。他说，他的亲戚手中就有这样的“生死契”。在他讲述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出这个年轻导演内心情感的源头，使命感的源头。这个从山西汾阳小县城走出来的导演，他从没有不屑甚至是俯视过那些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他的欢乐与痛快都源于斯而将终于斯。后来，我在媒体上听他说过这样的话：“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就这样，虽然，在与贾樟柯谋面之前，我从没有看到他任何一部电影，但是，我对他充满了敬意。我武断地认为，肯定会有一个高峰在什么地方静默地等待着这个人的电影生涯。与中国那些大师级的导演相比，他是健康而坚定的。更重要的是，他不是“我”，他是“我们”。他只是我们之中诞生的一个忠实而才华横溢的代言人。

    我认为，未来的贾樟柯是能够给中国电影带来大场面的几个人之一。怀着这种期待的心情，我看到了《世界》。这是他的第一部全国公映的电影。从世界公园的微缩景观中，从金字塔到曼哈顿只需十秒，而“我们”的生活一日长于百年。“我们”的悲悯像玻璃碎片一样被掩埋在公园坚硬的水泥地下。

    后来我知道，虽然《世界》在法国维苏电影节和西班牙巴马斯国际电影节分别获得最高大奖，但是它在全国的主体档期的票房却只有100万。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的电影院《世界》更是早早下线。“其实在放映期间，DVD就卖了近15万元，许多观众还对我以前的地下状态比较依赖。”贾樟柯承认自己还没能真正深入人心。

    从“地下”走到“地上”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从“地上”再走到娱乐口味多元化的“人心”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我不希望这对未来的贾樟柯是一次障碍，最多算是一种磨砺。在“地下”呆久的人，阳光像锥子一样能够刺出人的泪水。我认为，坐在电影院的“我们”，好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世俗生活被关闭在电影院的大门之外了。与那些欢娱我们感官的电影相比，贾樟柯的电影让我们在光与影的恍惚中痛疼，让现实的绳子更紧地勒住了“我们”的脖子。让“我们”从那些张艺谋式的电影惯性中摆脱出来，沉静地走进贾樟柯的缺乏谎言的世界呢？还是让贾樟柯背叛自己的内心走进“我们”感官和审美渴望被迷惑的世界呢？这会是一个矛盾么？

    好在贾樟柯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他认为，《世界》对于他最大的意义在于8年“地下”生涯的终结，相比来说票房算是次要因素。是的，对于所有伟大的艺术来说，票房都是次要因素。在贾樟柯的态度面前，我看到了“我们”电影的未来。他的下一部电影《刺青时代》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图景？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谜。这种期待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