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干我们这行要凭良心。我不是去拯救什么，但我要尽力去帮助那些我帮得到的人，做真正的supers tar，一个对国家有强烈责任感的明星。

　　对话人物韩红 本报记者贾维

　　对话地点京文唱片公司

　　对话时间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

　　我要说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没人问过的东西

　　新京报：来采访你之前我一直在想，要不要把韩红从小到大的家底再重新问一遍？几乎每次你接受采访都会被要求“痛说革命家史”，而你似乎每次都很配合。

　　韩红：其实我是真不想再说这些了。向毛主席保证，你是我这次接受的第一家平面的访问。就在几分钟前，另外一家电视媒体刚刚采访完我，那么厚（用手比划）一摞（资料）。整个又给捋了一遍。为什么我不愿意再说了？实在是这些事情已经说烂了，谁都采，都让从一岁开始说起。其实这些东西这里面（拍着身旁的电脑）全都有，都不用我说了。我要是说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没人问过的东西，那不是更有意思吗？我现在的生活已经这么好了，要是总说以前的那些穷事儿，那不是“得了便宜卖乖”吗？

　　新京报：你想说些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韩红：我对社会的责任。

　　新京报：这个怎么理解？

　　韩红：这是跟音乐比较远的话题。当一个音乐工作者真正做到了一个音乐家的位置的时候，不应该只考虑音乐，不应该只考虑我可以赚钱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你越是往高走，越应该对你周围的人，对这个社会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就是帮别人改变生活质量。

　　我们出去演出坐长途车的时候，经常会在路边看到很多穿得破衣烂衫出来做小买卖的小孩儿。他们不是不聪明，就是因为没钱，迫于生计压力出来干活。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帮他们改善生活条件，至少让他们有条件去上学，懂得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实在不想再当“艺人”了，当艺人就得“装”

　　新京报：但是你现在马上要发新片了，作为艺人，你必然要接受各种采访，要你谈新作品，新音乐等等……

　　韩红：做音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做音乐是我的工作。

　　我不希望做一个艺人。做艺人的话我就不能像现在这么放松地跟你说话了。艺人得装，（烟）得掐了，墨镜得戴上。

　　如果我跟你大谈这张唱片音乐风格变化了，做得更好了，大家赶紧买去……那太没意思了。一个人的音乐风格很难说有什么大的变化，喜欢的就会去买，不喜欢，说得天花乱坠也没用。

　　新京报：为什么不希望做艺人？你觉得自己和一般概念上的“艺人”有什么不同？

　　韩红：我实在是不想再当一个艺人。在两年前，我和所有的其他艺人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踏踏实实唱歌，老老实实赚钱”，公司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媒体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也配合。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我不应该是任别人来摆布，让别人来决定自己命运的，而是要主动地担起自己的责任。

　　我想做一个对国家有强烈责任感的明星。我们这些所谓艺人现在的一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来自于老百姓。鲜花掌声的背后你要清楚，老百姓给你这么多，你要还给他们什么？所以我觉得干我们这行要凭良心。我不是去拯救什么，但我要尽力去帮助那些我帮得到的人，做真正的superstar（超级明星），一个对国家有强烈责任感的明星。

　　我觉得人有钱了不能张狂，最好能帮助弱势人群

　　新京报：怎么帮助？

　　韩红：我资助了两个希望小学，还搞了一个教育基金。

　　从今年开始，我们基金会每年会提供两个名额给西藏的孩子到美国的大学上学的机会。你去美国就会发现，现在很多搞高科技的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走？为什么我们不能提供好的条件把这些人留下来？我觉得这是我最滔滔不绝想说的。

　　至于你要我说新专辑《感动》怎么怎么样……你觉得好那就好，不过也许还不好。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音乐是听来的不是说来的。但我为什么要做《感动》这张专辑？就是因为我看到的一些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让我有感受的人，所以我要通过音乐来表达我的这些感受。

　　新京报：是你前面说的那些迫于生计，生活水平低下的人吗？

　　韩红：对。我这次去西藏拍《天路》的MV，看到很多20岁左右的孩子都在挖铁路。人家不是没有文化，里面很多人都是学和铁路相关专业的大学生。那真是一生的选择，换了是我，我真的没有勇气把自己的青春交待在那里。他们真的是让我有很多感慨。

　　你要知道青藏铁路那里的海拔是4700，是吃三口饭就要喘一喘的地方。那些孩子每天的工作就是拿着大铁锤在那咣咣砸。人也是一辈子，我也是一辈子……人家差哪儿了？所以我觉得人有钱了不能张狂，最好是能把钱用于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人群。我韩红是挣了些钱，但我没用于挥霍。我发誓我韩红这辈子没吃过摇头丸没吸过毒，最大的不是就是爱喝点儿酒。

　　新京报：但为什么要将帮助的目标特别设定在西藏呢？

　　韩红：我是一个西藏人，我希望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西藏。对于西藏人来说，铁路就是天路。他们没有想到，我们还可以坐火车去北京？这条铁路（青藏铁路）对西藏人的意义是难以想象的。那些铁路工人6个人住一个简易房，里面只有一罐氧气。当时我就说，咱MV不那么拍了，咱就用一个最简单的16毫米拍，剩下的钱都给捐了。（多少钱？）10万块，能买好多氧气。

　　我不太喜欢这个圈子，我不想和他们走一样的路

　　新京报：现在慈善事业和公益活动在你的生活中占多大比重？

　　韩红：占挺大一块。我去年11月去一次美国，今年2月去一次美国，都是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今年4月还要去美国匹兹堡大学讲课，11月还要去一次法国参加世界妇女大会。

　　2003年之前，我的目标就是做一个成功的音乐人。很幸运我做到了，大家认可了我。但从内心讲，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圈子。里面有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说过的，特别“装”。有些颁奖可能有奖就去，没奖就不去，然后谁得奖就恨谁。格莱美奥斯卡体现出来的那种同行之间的友善咱们没有。咱们这边有些时候真的是狭隘，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圈子，我不想和他们走一样的路。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你的这种性格，说的话，可能很容易给自己惹一些麻烦？

　　韩红：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喜欢面对媒体，特别是有些地方媒体。我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他们的做法，而且现在北京也出现了这样的媒体：我喝了杯珍珠奶茶，拍下来；我结了多少钱的账，我钱包什么颜色，拍下来……有劲吗？咱干吗弄这个啊？我觉得这种走向让我有点失望。采写/本报记者贾维

　　采访手记

　　我是第一位在韩红发片前采访她的平面媒体记者。上个月，韩红曾经无数次在媒体面前提起过奶奶过世了。还没有出“七七”的她本来打算停下一切工作专心守孝，但因为新专辑的即将发行，她却不得不和我坐在了一起。

　　坦率地说，本来我也打算让韩红再次“痛说革命家史”的，因为这对于特别能“喷”的韩红来说实在是驾轻就熟，而且这样我的工作也可以很轻松就搞定。但当我们真的坐下之后，韩红却让我之前准备的所有采访提纲全部作了废。

　　我采访过的流行艺人为数不少，大多数的问答都是工业流水线上的规范产品，光泽漂亮却缺乏真实感，训练有素的艺人们还没开口我便已经有了全套的答案，只是借他们的嘴说出而已。他们中几乎没有韩红这样的———不谈音乐不谈私生活，只谈公益事业。

　　这次采访完成之后，我突然想起了U2主唱波诺。虽然韩红和波诺两人在音乐和公益事业上的贡献不处在一个量级，但却同样是对公益事业有浓厚的兴趣的音乐人。在这个价值标准越来越功利实际的世界里，总有些艺人还在身体力行着一些简单朴素的价值观，并且因此影响了无数人。对了，或许这样的人我们该改口叫他们：明星。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