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院案件逐年增加的现象被记者用“爆炸”一词来形容，这个现象在北京、成都、济南、上海、广州等地都相继出现了。有人认为这是国民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诉讼爆炸”，这个令西方法治先进国家十分头疼的问题，终于落到了中国的头上，法学家似乎认为这是一种光荣。

    中 国向来有厌讼的社会传统，认为打官司是一种可耻、道德败坏的表现。然而，近十年来，从民告官到官告民，从王海式的索赔诉讼，再到所谓一元官司、五分钱的吉尼斯诉讼纪录，以及数不胜数的“名人”间的诉讼口水战，仿佛一夜之间，国人就完成了从“厌讼”到“好讼”的角色转变。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开始转而担心“诉讼爆炸”了，并积极为诉讼爆炸开出药方。中国有诉讼爆炸吗？对此，笔者深感疑虑。

    近年来社会纠纷不断增加，但我国的人均诉讼率仍然不及日本的一半。“诉讼爆炸”对中国是个侈谈。而且，这种“相对爆炸”根源不是欧美国家权利意识背后的“好讼”思想，而是我国司法资源的稀缺与分配不合理。试想，即使我国的人均诉讼率达到日本的水平，但如果不改变现行法院的规模和资源分配方式，那么整个法院系统无疑将面临崩溃。

    这几年来讨论较多问题是“民工讨薪”，但代表九亿农民进城的农民工们似乎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诉讼爆炸”中来。不是他们的权利意识没有觉醒，而是因为相对于强势的用人单位，他们掌握着更少的司法资源。早有学者指出了：“如果可能，任何人都会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积极利用法院，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为国民利用诉讼提供制度上的保证。”

    轻率地提出所谓的“诉讼爆炸”，不但有可能导致司法改革的注意力转移，也可能使一些社会矛盾在“诉讼爆炸”的幻觉中被忽略。彭兴庭《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