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支配下的生育权交易
2005年3月10日早晨，河北鸡泽县小寨镇库庄的大喇叭又开始了村支书有力的动员：“xxx、xxx、上站检查，不上站的罚2000(元)。”
类似的声音也在其他各村响起，不同的是只是罚款数额，1000，1500，2000元不等。当地百姓俗称的“上站”，即要求育龄妇女到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简称“
计生站”)接受孕情检查。
鸡泽县隶属河北邯郸市，下辖7个乡镇169个行政村，除了小寨镇，还有双塔镇、风正乡、吴官营乡、曹庄乡、店上乡、鸡泽乡，总人口超过25万。
2005年温暖的春天来得比2004年晚些，可鸡泽县各乡镇今年第一次上站检查还是如往常在3月中旬前开始了。
在8-10天的检查期，并非所有育龄妇女都会上站，比如结扎一年以上的一年只要求上站两次，其他人无一例外都应上站四次。没来的，有着丰富计生工作经验的乡镇计生干部会警觉，十有八九有情况??怀孕了，而且通常都是计划外怀孕。
双塔镇永光村教堂的门廊，一位妇女挺着肚子等待神父的接见，她已有8个多月身孕，还有两岁多的儿子，不到28岁的她期望神父能保佑自己和孩子平安。面对记者，她平静地笑着，如淡菊绽放。她没有去上站检查：“不上站，罚了2000块钱给包村干部”。可是她还是有隐忧，上次邻居家的孕妇交了罚款也没管用，当时碰上省里来大检查，为了完成指标，那个孕妇已经7个月的婴儿被引产了。“就因为没钱没人。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她轻轻低喃，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合二为一。
在小寨镇采访时，一位贺姓年轻人的经历引起了记者的兴趣。自称27岁的贺实际周岁还不到26岁，仍孩子气十足，说话有些腼腆。记者追问他细节时总是习惯性地低下头，盯着鞋尖，点起当地最普通的一块五毛钱的灵芝牌烟，脸色潮红。可他却已是两个女孩的父亲。2003年农历2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女孩；2004年农历2月，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还是闺女。二闺女甫一怀上，村支书就找上门来。“邻居都还没知道，包村干部和村支书就都嗅来了”，媳妇两次没上站被村支书罚了2000元，生下来后再罚了3000元。这个孩子的诞生花去了这个家庭近一半的年收入。钱是都交出去了，可是他没有得到二胎准生证，也没有任何收据、票据，没有二胎结论证。当他问村支书要结论证时，村支书抛下一句话：“要结论证的话就不能再生了。”
贺的二闺女生下来不到48小时，就被他送人了。他还记得当时孩子吃完奶后睡着了，蜷缩着，像家里的小猫，尽管裹着被褥，还能闻到小脸蛋溢出的奶香。
在当地，为了生男孩，有些人家会把女婴送人，然后报婴儿出生死亡，这样下一个超生只算计划外二胎，比计划外三胎罚的钱会少很多。贺的女婴送走不久，被包村干部知道，他又把女婴抱了回来。
据说，甚至有谎报了女婴死亡的村民，偷偷从县里的医院买来死婴，应付检查。
贺的经历在鸡泽县乡镇的超生家庭中不并鲜见。罚钱，生孩子；再怀孕，再罚钱，再生。要超生就交钱成为绝大多数超生村民与计生干部之间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无特殊原因，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条件的，可以生育二胎，但间隔时间要四年，母亲年满28岁的不受时间间隔的限制，否则均属计划外生育。
风正乡东六方村小学门口，记者采访了一个操着陕西汉中口音的外来媳妇，这位35岁的妇女却是4个孩子的母亲。老大男孩，11岁，上小学三年级；老二老三都是女孩，分别4岁和5岁，四小子刚生下4个多月。老四是意外的礼物，她做了结扎手术又意外怀孕。当记者问她为何不采取补救措施时，她笑了：“受那罪，罚2000元钱也就没事了。”
记者走访了小寨镇、双塔镇、店上乡、风正乡等多个乡镇后发现，计划外生育在当地大面积存在。
小寨镇东屯庄村人口2000左右，计划外生育22例，其中计划外2胎16例、3胎5例、4胎1例，上卡胎次2胎报1胎，3胎报1胎或2胎，4胎报2胎。
要庄李街人口1000左右，计划外生育37例，其中计划外2胎26例、3胎7例、4胎4例。上卡胎次2胎报1胎7例，3胎报2胎2例、报1胎1例，4胎报2胎2例；
孟贯庄村人口1500左右，计划外生育33例，计划外1胎4例，2胎15例，3胎13例，4胎1例；
店上乡东柳村人口近4000，计划外2胎37例，3胎60例，4胎8例； 城皇村，计划外2胎11例，3胎3例； 南庄村，计划外2胎18例，3胎10例，4胎7例；
风正乡西刘庄，村计划外2胎4例，3胎3例。 据很多受访的村民说，其它村庄的情况大致相同。 被刻意蒙蔽的人口统计
鸡泽县各村都有专门管计生的村干部(多数村庄由村支书兼任或负责)，乡镇包村干部一人(大的村庄可能会有两人)，还有一个包片干部，另外每个村还有由3-8人组成的计生小组或小分队，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由他们来宣传、解释和执行，向村民收取社会抚养费或处罚费的也是他们。
3月13日，双塔镇计生站。镇长陈新悌向记者提供的该镇2004年度出生人数是381人，计划外生育16人。可是记者暗访时，该镇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却透露：该镇每年出生500多人。
在小寨镇库庄村，69岁的村支书史庚戌接受了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到该村去年新增人口时，老支书念着工作本上记录的数据，照本宣科：“去年新增人口70多口。”记者反问：“是2004年的统计数据吗？”史庚戌很认真地扫描了一遍本子，肯定地说，“是(2004年的)，新增70多口，具体的我说不清，要专管计生的才知道。”陪同记者前来的陈军平赶忙插话：“这新增人口包括新出生的，还有新迁来的和死亡人口等综合统计的人口数字。这是2000年到2004年的数字。”记者再一次询问：“还包括死亡人口？”陈军平支支吾吾：“对，包括死亡人口等综合统计70多人。”陈军平的脸上掠过一丝勉强的笑，之后他的眼睛越过记者看向别处。
在库庄村委会的公示栏上，统计年度内生育人员名单记录有3个孩子出生，出生日期在2004年1?4月间。记者问出生人数为何如此少，陈军平立即解释，这个人口统计数据是一季度或半年的。可记者此前在镇政府的告示栏上看到的《小寨镇2004年度人口出生和一胎怀孕及符合再生育情况统计表》，库庄村2004年出生人数就是3人。为什么陈军平的解释和他自己的全镇统计对不上？另外，记者发现，告示栏的数据并不完全。村里两位抱着孩子的父亲告诉记者，他们的孩子分别8个月和10个月大，记者推算了一下，出生月份应在2004年4月以后，他们均不在公布的3人名单之列。也就是说，库庄村在2004年的出生人数不仅仅是镇里公布的3人。库庄村采访后第二天，记者获悉，在记者进村前，村里的孩子被赶到村外的坑地里躲起来。黄土飞扬，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好奇地从土坑里探出脑袋张望，却被大人勒令藏起来，一串小脑袋飕地又缩回。大人告诉他们，这是游击战，等检查的撤了，他们就能回家了。
这样的招数经常使用。村民们告诉记者，每次省市计生检查组要来，村里的大喇叭就着急喊：“有问题的自己知道，把孩子抱出去都躲开，串亲戚、跑地里、猫砖窑瓦洞，该躲的躲，该藏的藏，不藏起来，如果出了事，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为应付检查，乡镇干部曾经还为村民准备好纸条，让村民照背改动过的年龄、属相、孩子的出生年月，岁数不够的往大的说，头胎男孩的就说成是二胎。
鸡泽各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省里来人检查计生情况，巡视员问一妇女的年龄，这名妇女照着村干部事先准备的条说了，可再问属相，她忘了条上写的内容，只好忽悠说“属王八的”。
“放水养鱼”的利益驱动
每次例行的上站检查最主要的就是排查新怀孕的妇女，掌握新孕情，可是获悉新孕情的包村干部和村支书没有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放水养鱼”，为“秋后算帐”做铺垫，开始了“权力寻租”。
长达近10个月的孕期可能会碰上两次上站检查，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一次不上站要交1000元，最多的2000元，“放水养鱼”的方式令孩子生下来前被处罚的钱可高达二三千元，孩子生下后“秋后算帐”，再罚2000元，平均计划外二胎被罚近5000元，计划外三胎更多，可能高达8000元。有的村干部甚至对申请二胎准生证的村民说：“办那玩意干啥？办也得花那个钱，罚也要那么多钱，你就生吧。”征收社会抚养费只是补救措施未能实现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惩戒措施，但在当地被歪解、滥用，变成了乡镇计生干部敛钱的工具。
当然，并非所有人超生都要花上三五千，关系、人情是议价的砝码。据知情人透露，鸡泽一些乡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乡镇包村干部和村干部可以为自己超生的一个亲戚说情，不交或是少交社会抚养费。
采访中村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47岁以下生二胎的没有不被罚过。他们的罚款交给了村支书或包村干部(有的是包队干部)，但是很少有人得到收据、发票。按照《河北省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开具财政部门统一的正式发票，而且社会抚养费缴纳完毕后应该发给政策外生育结论证，可是很少有村民能拿到结论证明。
王合停曾是小寨镇的一名村委会主任，据他介绍，1995年至1999年在他任职的4年间，村里根本就没给超生村民开过结论证，交了罚款拿到收据的人寥寥无几。一个村民对记者说：“村里生三四个孩子的要交一万多元，超生户大多交不够，主要原因是镇里、村里收了罚款不给开票据，谁知道他们收了罚款都弄哪去了？所以老百姓也知道少交点也没事。”
罚款没有开具正式票据，资金的数额和流向成为谜团。
仅以小寨为例，尽管镇政府的行政编制只有三十七八人，但工作人员有近90人，有50人左右靠的是吃管理费，管理费其中很重要的来源之一是征收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
鸡泽县计生局局长尹海军介绍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以夫妻双方的上年收入为基数，计划外二胎按照夫妻双方上年收入的2.5倍征收，计划外三胎则在计划外二胎的基础上再翻一倍，以此类推。考虑到农民们的经济负担，社会抚养费可分三年征收完毕，第一年应征收一半。鸡泽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2500元左右，最低的村还不到2200元，以此计算，一个计划外二胎社会抚养费在9000元至15000元间。三胎更多。
当记者提出想看看计生部门开具的正式票据时，尹海军局长和小寨镇的人大主席陈军平这两位主管领导虽职务不同，但对记者的回答出奇地一致：会计外出不在。而当记者询问陈军平2004年以前的征收情况如何时，他的回答是：“不清楚。”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20多年，为什么在鸡泽还存在有如此众多的超生？记者的采访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谈起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处，乡镇和村计生干部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计划生育是个大难题”。难到底难在哪？小寨镇小寨村做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村计生专干吴计山向记者坦言，农村家庭没有男孩的确存在着诸多困难，农活女孩干不方便，无子家庭在村子里没有地位被人瞧不起，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多数村干部都会顾念无子家庭的现实困难而网开一面。
而村民对超生行为却有不同看法。除了重视男孩的传统观念顽固存在，在他们看来罚五六千元就能生个孩子，还算不错。长期以来不少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放水养鱼”敛钱，村民普遍形成了交钱就能生的观念。另外，许多村民认为，当地超生普遍还有个原因是干部们带头。在记者走访的好些村子里，常年的上访户反映的问题之一就是村干部包庇亲戚，违反计划生育国策。
百姓杂志社记者 曹 静 赵现英 邹晓艳
责任编辑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