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海归”背景的官员，从左至右为：龙永图、周文重、徐冠华、周小川、周济（制图：向春）

    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 体悄然登场

　　编者按：从党的十六大到今年3月全国“两会”，中国政坛新老交替顺利完成。人们在热切关注两代领导集体权力交接的同时，不应该忽略政坛的另一种代际更替：上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的“海归”群体退隐，改革开放后负笈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悄然登场。

　　从第一代“留美幼童”到今天的“海归”群体，一批批海外学子承载着中华民族革新自我、浴火重生的梦想，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同荣辱，共成败。百年沧桑逝去，由洋务运动发端的中国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进程历经艰难坎坷，仍如黄河入海，生生不息，而“海归”们的梦想，也一直沿续至今。

　　新“海归”官员渐担重任

　　3月31日，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高调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就央行政策侃侃而谈的时候，刚从外交部副部长位置卸任的周文重正在进行出国前的最后准备。3天后，他以中国驻美大使的身份出现在华盛顿火车站。

　　经济学家周小川和外交官周文重，多年前都曾留学海外，周小川修学美国，周文重则在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进修数年。今天，他们一个主政央行，一个主持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中美关系，政治位置举足轻重。

　　周小川和周文重在政坛崛起的背后，一个逐渐扩大的群体十分引人注目：当年在国门开放的大潮中负笈海外的新一代留学生群体，回国后经历大浪淘沙，其中精英者今天开始登上中国政坛。

　　教育部部长周济经历与周小川相似。1980年，他获得了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机械工程系学习的机会，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由教授、校长至武汉市市长，随后迅速进入政坛高层。他的副手、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则留学于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

　　科技部是“海归派”的重镇。部长徐冠华有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两年访问学者的经历，副部长马颂德1986年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计算器视觉专业获得博士学位，另一名副部长程津培1987年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有机化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外交部数位高官均属“海归”派，前后几任副部长张业遂、周文重、王光亚就读于英国巴斯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院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在1984至1987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做博士后研究，副部长蒋作君留学美国布法罗大学。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曾就读美国密执安大学土木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人事部副部长王晓初曾获得美国西蒙斯学院理学硕士学位。

　　除上述部级高官外，这批“海归”群体中的少数人已经进入更高序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1979年从工作的浙江大学到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机械系液压气动研究所做客座研究员，获工程科学博士学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1981年至198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我国最早的MBA留学生。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蒋正华，1980年至1982年在印度孟买国际人口科学研究院学习。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1985年至1987年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系进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石孙，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市前市长徐匡迪，1982年到1985年间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留学并在瑞典斯堪的纳维亚·兰塞尔公司工作进修。

　　最大规模的一代“海归”

　　在中国最早、最大的留学人员组织“欧美同学会”的网站上，周小川、周济、徐冠华等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留学生被称作“第十代”留学生群体。欧美同学会秘书长于隶群向本报记者介绍，这一海外留学群体的规模今天已达100万人，远超前面几代留学生人数总和。

　　这一代“海归”渐入政坛高位的同时，新中国建国初期留学苏联及东欧的老一代留学生群体，包括江泽民、李鹏、李岚清、邹家华、钱其琛等，在主导中国政坛十多年后先后退隐。

　　留学欧美的新一代“海归”群体和老一代留学生群体相比，留学背景迥然不同。

　　上世纪50年代的留学运动和历次留学运动都有所不同，当时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总共1.8万留学生包括教育部门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派出的近万名外，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和共青团中央派出的人员，以及“一五”期间工业部门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派出的7800人，后者专门在苏联、东欧的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成为新中国全面建立工业体系和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后的新一代留学生群体去向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北美成为留学人才的主要聚居地。同时，这代留学生中，国家公派只占不到5%，绝大多数人为自费留学，学科范围远比第九代留学生群体要宽广，涵盖了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等各领域。

　　站在历史的洪流中回望，这批从政的“海归”群体归国后的从政情况和民国时期的“海归”者却颇有些类似：他们大量进入政府系统中的实务部门，如外交、立法及实业部门等。

　　由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群体启动的改革开放，重启绵延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新一代“海归”和第一代留美幼童一样，被历史推到这一变革的风口浪尖上。

　　和100年前相比，他们仍然面临相似的任务。但这批“海归”群体无疑要幸运得多———在这场改革中，不论是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还是社会层面的各项制度建设，他们得以拥有发挥平生所学的舞台。今天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逐渐完善，这批“海归”功不可没。

　　新一代“海归”从欧美带回发达国家政府治理的先进理念和公共管理技能，对其所从事的工作形成较独特的影响。

　　“他们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市场经济法则，民主、法治意识和创新能力都受到更多的锤炼。”一位学者说。

　　“前一段时间发生的有关‘仇和现象’的讨论，几乎很少人注意到仇和曾在马里兰大学学习一年，以及他回国后始终没有中断对相关知识的追踪这一精神履历。仇和诸多创新举措不是不可以讨论，但不注意这一关节点，就无法理解仇和回国后的创新魄力。”另一位专家说。

　　“新‘海归’能够在欧美系统地学习关于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知识，他们步入政坛后，无疑会推进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汕头大学法学院教授杜钢建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以周小川为代表的第十代“海归”官员群体在新世纪进入高层，但这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事实上，一批“海归”官员陆续进入地方党委政府担当重要角色：

　　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协主席马庆生，1980至1983年在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

　　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1984年留学丹麦，获得博士学位；

　　湖南省副省长甘霖，1997年至1999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加拿大农业部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

　　江苏省副省长张桃林，1986年4月留学联邦德国波恩大学、吉森李比希大学农学专业，获博士学位。

　　也有一些“海归”开始进入地市级官员的序列，如广东政坛新星、云浮市委书记郑利平，执政风格饱受争议的江苏宿迁市委书记仇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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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副省部级以上干部有几十人之多，但相对于全国千名以上的副省部级干部而言，比例并不算高，只相当于百分之几。而在庞大的地市级官员群体中，“海归”的人数就更少了，并没有形成从政“海归”人才向上流动的梯队。

　　“不论是同日韩等东亚近邻国家或中国历史比较，当前‘海归’官员还是少数。”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海归人士王辉耀说。

　　资料显示，海外留学生归国后从参与的领域来看，经济界、教育界和科研院所的“海归”人士有的高达85%以上，从政的“海归”在官员中的比例显然无法同日而语。

　　“‘海归’一百年前就有，从洋务运动开始这一现象已经出现。”一位学者说，“此后逐渐出现文官政府遴选高级官员的不成文‘传统’，现在惊呼‘海归’，只说明历史传承突然中断，一旦接续，人们一时不适。不是‘海归’回来，而是‘历史’回来了。”

　　在王辉耀的眼里，当前的干部选拔制度仍有改进的余地：“体制内”和“体制外”隔着一堵无形的高墙，挡住了许多“体制外”的“海归”派进入政坛的大门。

　　2004年北京市面向全国招聘副局级干部和高级企管人员，被北京本地媒体以“北京副局级干部招聘优先考虑海归”高调报道，王辉耀对此颇为欣喜，但他留心了一下招聘条件，发现赫然写着：申请者需要有担任正处级干部满一年、或副处级满4年的工作经验。

　　“这次招聘表面上面向所有‘海归’，但实际只面向从‘体制内’出去，又回到体制内的5%的群体，绝大多数‘海归’群体被排除在外。那么多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职业经理人，那些有过国外政府工作经验和公共管理经验的人，他们没有体制内处级干部的经历，能不能报考呢？又有没有能力担任这一职务呢？”王辉耀问道。

　　王辉耀设想，如果政府能够将中高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大门向社会开放，将优秀的海外精英充实到各个政府部门，“政府的行政职能转换绝对可以上一个台阶”。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许多省市反复强调要和国际接轨，如果能让一些学有所成的海外留学人员直接进入市长、省长的助理班子，他们的国际视野和知识能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陈泉说。

　　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在一些政治观察人士眼里，随着政府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海归官员的状态将逐步得到改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海归”官员有望形成梯队效应。

　　“这一代海外留学潮以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对中国的影响将是空前的，再过十年、二十年，历史会证明这一点。”

　　“海归”官员也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积极变化。有政治学者认为，“海归”群体成批在国家机关担任司局级干部，今后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的“海归派”将会更多，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将朝着更加开放、宽容和透明的方向演进。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认为，留学人员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改变。“海归”们既需带来规则的意识，又要学会努力适应体制。

　　而对于“海归”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应该放在过程中看待。他说，这些人毕竟是知识分子，看问题相对理想化一些，如和中国的现实情况结合得不好，就容易出问题。他们所去的国家可能比较发达，但如果把他们学到的东西不顾中国国情搬过来，反倒会出问题.(李梁 董书华 本文部分数据资料引自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王辉耀著《海归时代》，谨致谢意。部分资料源于欧美同学会留学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