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画面上8只鸡雏围拢聚会，神态各异，充满情趣。其实这样一幅鸡雏图，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何况也谈不上多少笔墨功夫，但画上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再加上两行落款“一九八八年十月汪曾祺摄制”，这画便不同凡响，成了真正的“文人画”。

    ; 这幅画让我想起了贾平凹的《“文革”的故事》———贾平凹说本来是想画一幅关于父亲的画，在贾平凹的印象里，父亲的生活乏善可陈，记忆是一片说不出的苦愁，谁料想到了画面上却成了“文革”的故事。贾平凹的画当然不具备写实能力，像是“漫画”，但漫画竟然有超越写实的效果，这就是“文人画”的魅力所在了。对我来说，因一幅《“文革”的故事》和关于此画的题记，《贾平凹语画》（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便值得购藏。同样，因了这幅“鸡雏图”，汪曾祺的《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也就有了同样的价值。

    汪曾祺自然以他的小说散文名世，但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写文章的兴致远不及写字画画，他自己也说，40岁时曾想彻底离开写作，从头学画，但终了也没当成画家，近60岁时还是以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短篇小说赢得了读者。即便在他小说“大器晚成”的旺盛期，他最钟情的还是写字画画，这也反映了他的性情。朱伟的散文集《有关品质》（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中有一篇《性情第一》，谈论的就是汪曾祺的性情，说汪曾祺并不是常人所说的那种超脱，但让人感动的是他一生都在自己的性情之中，是一个凡事只凭兴趣的性情中人。

    写字画画，对于汪曾祺纯粹是遣兴自娱，用他自己的话说，比起写文章，更能直抒胸怀，也更快乐。亦如他自己的诗句：“年年岁岁一床书，弄笔晴窗且自娱。”就像说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汪曾祺对自己的文章有着自谦中的自信，与宏篇巨章相比，他的小说散文只是一些“边角料”，但在这些清淡的短小篇什里，有他的激情和念想在。对于自己的书画，汪曾祺自谦中更带着清醒：有人撺掇他开书画展，他笑笑说，他的画作为一个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要跻身画家行列，是会令画师齿冷的。不过，看汪曾祺画的人，必是欣赏他的小说散文的人，不会用“画师”的眼光来打量他的文人画。现在有好多“画师”在画“文人画”，实在是糟蹋了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

    汪曾祺写作之外沉醉于书画虽是遣兴自娱，但也颇为自负：自言他的画与小说散文一样，不今不古，不中不西。对书法汪曾祺有着自己的标准，他写过一篇《字的灾难》，对北京街头上的招牌字品评了一番，尤其对流行一时的刘炳森的隶书大字招牌更是不以为然；再如他说启功的字书生气重，放得太大，易显得单薄，这些见解也显出了他的眼光。对自己的字也颇夫子自道，譬如他曾在大理写过一副对联：苍山负雪，洱海流云。他自我欣赏说：“字大径尺，体兼隶篆，因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悍，亦是快事。”而另一副在武夷山写的“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他更是得意说：“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这也见出了他性情的可爱。

    汪曾祺70岁时曾写过一篇“书怀”，说以他的身体再对付10年问题不大，计划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再就是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事与愿违，结果还没到8年就突然发病归了道山。在《汪曾祺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里有一张照片：汪先生正伏案挥毫，注明“1997年5月11日（去世前五日，发病当天上午）为来访者写字”，也就是说，汪先生最后是“倒”在自己的性情里，并不痛苦。他《七十书怀》里的愿望，一本散文和一本短篇小说姑且不谈，他的《聊斋新义》和《汉武帝》都没有了下文，但是，还有一个心愿汪先生没说，这就是他很想出一本书画集———汪曾祺去世后，他的女儿汪朝遇到了徐城北，徐城北告诉她汪先生生前很希望出版自己的书画集。这一下提醒了汪曾祺的儿女们，于是，他们把父亲多年积存的画稿翻出来整理，也才“明白”了他们失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现在有了这本《文与画》，虽不能算正规意义上的书画集，但亦文亦画，也符合汪曾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