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马尔克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75年，写完了《家长的没落》，为抗议智利政变，他举行了长达5年的文学罢工。我不知道西方怎么看待这事，反正在中国毫无影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小说动辄被称为反党工具，被形容为大毒草，这都有 个前提，反党也好，毒害人民也好，得把小说先写出来再说，马尔克斯倒是别出心裁，无招胜有招，竟然以不写来威胁别人。用媒体时代的眼光看，这不失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好办法。诺贝尔奖的评委一直在关注他，搁笔5年以后，马尔克斯推出了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又过一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文学青年的心目中，马尔克斯的创作历程有特殊意义。他成名很晚，最牛的《百年孤独》发表时，已经快40岁。我经常用马尔克斯的遭遇来激励自己，当然不是指那个奖，是学他如何下决心。《百年孤独》带来的巨大成功，常为大家津津乐道，可是马尔克斯写作遇到的烦恼，却很少有人去过问。为了这本书，他经历了一场豪赌，把未来全押上了，如果成功，将以写作度过此身，不成功便成仁，从此不再做文学的梦。

    老舍做职业作家前，也押过同样的宝，从结果看，都赌赢了。把赌注押在一本书上，对成功者来说，既有孤注一掷的悲壮，又是很不错的谈资。事实上，准备以创作为生的人，都可能会这么赌一把。有趣的是，很多人在文学道路上能坚持走下去，并不是因为赌赢了，而是一旦真正陷入博弈之中便欲罢不能。

    《霍乱时期的爱情》是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奖后的第一部长篇，初版印了120万册，是个天文数字。中文本在两年后问世，那时候我们尚未参加世界图书版权组织，有没有得到作者授权，很难说。据说马尔克斯到中国来旅行过一趟，他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了，是否和不愉快的侵权有关，说不准。

    经过合法授权的新版本，最终不知花落谁家。评论界给这本书的定位，是用“19世纪传统小说的手法”写成了长篇作品。这说法很可疑，至少在我读过的十九世纪小说中，未见到有这样的风格。马尔克斯自己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千万不要忘了，他是个喜欢扔香蕉皮的高手，知道怎么戏弄媒体，知道如何让别人踩在上面摔一跤。

    在我眼里，这是部不折不扣的现代小说，精彩，耐人寻味。马尔克斯的作品并不多，写得少，写得好，他是现成的例子。

    （《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著，徐鹤林、魏民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定价：3.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