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来我市授课。就当前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记者对曾教授进行了专访。 问：外界很多人以为公共卫生问题就是传染病问题，两者是什么关系？
答：通俗地讲，我们所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是指
有一定的社会性，影响比较大，光靠个人、个体解决不了，要通过政府、社会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卫生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引起气管炎发病增加、肺癌增多。室内装修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油漆、涂料，或有放射性的大理石，从而对健康造成危害等，都可以构成公共卫生问题。 过去大家对公共卫生问题重视不够，宣传不够，没有形成热点。SARS之后，公共卫生受到关注，不少人就以为公共卫生问题就是传染病问题。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不全面的。传染病问题肯定是公共卫生问题，但公共卫生问题不仅包括传染病问题。
问：公共卫生问题范围那么广，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防治工作是否也要分清主次？
答：我们特别强调那些如果政府不来管，会造成严重后果的问题。如有些重大传染病，你不争分夺秒地把它控制住，就会传播给更多人，潜在危害更大，可以无限蔓延，无限复制，容易造成社会的恐慌。
问：SARS等重大传染病的出现和流行责任仅仅在卫生部门吗？
答：有人说存在公共卫生问题是卫生局、疾病控制中心没有把工作做好，其实不然。公共卫生问题的出现与很多因素有关，涉及到很多领域。比如SARS的出现，与野生动物有关系，与人们的风俗习惯有关系，与当时的一些政策有关系。所以，公共卫生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家都要面对。
问：什么是最有效的防治手段？
答：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最重要的是预防，而最有效的预防我称为“零级预防”，就是不让事情发生，防止病原体的产生。要做到“零级预防”，政策预防是最有效的。比如欧洲曾经流行疯牛病，传播渠道之一就是他们把牲畜的骨头做成饲料粉，一旦有疯牛病的牛骨头被做成了饲料粉，其它牛就会被感染。如果我们制定政策时能够考虑到这一点，规定含有骨粉的饲料一律不进口，那么，疯牛病就不会传播到中国来。
问：现在来看，SARS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答：以前，有些地方认为疾病控制机构可有可无，几乎成为摆设。队伍平时不训练，后勤跟不上，人员素质跟不上。有的地方甚至迫使它走向市场。防病机构脑子里想的不是防病，而是怎样赚钱，挣钱的就干，花钱的就不干。在这种情况下，防病机构本职工作忘了，整个体系不灵了，资源不整合，信息不共享。于是SARS发生的时候，我们一些地方准备不足，付出了代价。
经历了这样的教训之后，我国对公共卫生、特别是传染病防治的认识有了飞跃性地发展。首先，认识到了传染病的巨大危害是不能被忽略的，防病机构建设得到加强。第二，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认为传染病是自己的事，本市的传染病不希望外市知道，中国的事不愿让外国知道。现在，我们开始从全球的角度看待传染病流行问题，定期公布疫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资源共享、信息发布，对传染病预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短期内会对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符合长期利益。
当然，公共卫生的发展是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不仅有经济上的差距，实力上的差距，还有素质上的差距。在这方面，决策者有责任，公共卫生专家有责任，媒体有责任，普通老百姓也有责任，我们共同来面对。
问：近几年，为什么会不断出现不明原因的传染病？
答：其实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从有人类就有传染病，双方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几年，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可能与以下一些因素有关系。一是确实有些生态变化和人们的行为，与传染病的流行有关，但有些问题还不太清楚。比如养殖业的发展，可能与有些疾病有关。再如中国南方地区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传染病的变种呢？与气候可能有关系，与养殖方式可能也有关系。有专家推测，动物的生态链容易导致病毒的突变。病毒在不同种类的动物身上生存，每种动物都对它有所改变，例如本来在禽类身上循环的流感病毒，因为养禽的人可能同时还养鱼、养猪，于是流感病毒可能在这几者中循环，这样最容易发生突变，如果其它动物再介入，又增加变异的机会。病毒的突变是偶然性的，非常复杂，难以预测。
问：对传染病防治，您现在最忧虑的是什么？
答：麻痹。对这个问题迟钝，不敏感，总认为传染病离我们很远，做不好准备，这是传染病防治最可怕的。如果阻止传染病发生不可能，那我们可以尽早地发现，早一天发现，就早一天安全。
问：现在我国从上到下都在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答：应急体系就是要解决怎么应对的问题，包括事情还没有发生时，我们就应该预料可能出现什么事情；将涉及什么人、什么单位；谁来管，政府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相关单位、专业机构、社会各部门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样的联系机制；应该做什么物资储备，等等。非常可贵的是，现在不只卫生系统在搞应急预案，还推广到其它系统，比如消防、铁路、民航、海事等。目前我国已经有106个预案。所谓预则立，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这些预案将提高处理的效率。本报记者王丽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