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用率最高的东京书籍版历史教科书。 　　

　　东京版教科书中，记述日本开始侵华战争的书页。 　　

　　神风特攻队队员的遗书，着意渲染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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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述“九一八”事变的书页。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反映日本政坛动向的风向标。战后60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对历史、尤其是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一直在不断变化，透过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总的政治倾向和未来走势。

　　日本教科书的编选制度繁琐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课本，这不仅体现在它们内容上的千差万别，也表现为教科书的编选制度比较繁琐。日本教科书实行的是民间申请编撰、国家审定版本和地方自由选择的制度。小学、初中、高中(高中分为A和B两部分)的历史教科书都由国家统一审定，具体工作由文部科学省(前身为文部省)负责。审定工作每年都进行，审定一个层次的教科书大概需要1年多时间；高中的教科书分为A和B两部分，分别要1年的时间来审定。日本每个层次的历史教科书都是每4年推出一种新版本。2004年进行的是对初中教科书的审定。

　　希望编撰教科书的出版社首先要向文部科学省申请，文部科学省根据出版社的财力和规模，决定其是否有资格印制教科书。其次，有资格的出版社拿出样本，文部科学省组织一个“教科用图书检定调查审议会”，负责对样本的审定工作。这个审议会共有100多人，由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和老师等组成。其中，社会组31人，负责历史、地理、公民3本教科书的审定，文部科学省决定审议会的人选。每年1月，审议会开始工作，根据政府制定的《教科书指导要领》，对他们认为不当的地方做出标记。5月左右，根据审议会提出的报告，出版社进行修改，8月左右再发表修改样本。审议会根据修改样本最后决定是否合格，第二年的4月公布结果，再过1年投入使用。

　　历史教科书版本确定下来之后，由学校的上级———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选择哪一种版本。私立学校可以自己说了算，但绝大多数中学都是公立学校，初中由市町村的教委决定，高中一般由县教委决定。地方教委选定后报文部科学省，文部科学省根据报表向出版社订购。出版社直接销售教科书或在普通的书店里贩卖教科书，都是非法的。原则上，一个城市有一个教科书供应点，只有在那里可以买到零售的教科书。

　　教科书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二战后，一些追求正义的学者编出了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积极倡导和平，否定军国主义的教科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国际社会最早意识到教科书问题是在1958年。当时的文部省把以往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删掉，不再强调甲午战争是对中国的侵略，反而谬称甲午战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实际上，早在1955年，日本的部分历史教科书开始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换成“进出”。在此后的15年间，对教科书记录下的有关731部队、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等战争罪行，当时的文部省一直利用“审定”的权力，逐渐将其消除。

　　1965年，一位充满正义感的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站了出来，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的修改要求，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30多年的斗争。这场针对“教科书审定违宪”的诉讼得到了200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迅速影响到了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在家永等历史学家的努力下，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内容基本符合史实，舆论监督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期间，1982年和1986年曾出现了两次右翼修改教科书的高潮，都被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压制。90年代中期，以战后出生的第二代右翼分子为后台，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掀起新的修改教科书的潮流，直至现在。

　　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不断在教科书问题上生事

　　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不断在教科书问题上生事？历史学家依田宪家认为，根源是战后没有清算干净的右翼势力和教科书“审定制”。

　　依田介绍，日本在二战结束前有40年的时间在推行教科书“国定制”，即由文部省直接编撰教科书。这种教科书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战后，这种教科书被驻日美军总部废除，编撰教科书的权力移交民间，文部省审定通过。当时的审定内容，主要是错别字和错误统计。上世纪5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1956年，文部省新设“教科书调查官制度”。这些“调查官”中，曾在战争中宣扬过皇国史观、被军国主义重用过的学者占了主流，他们开始对民撰教科书的内容进行干涉。这些调查官的行为也得到了右翼势力的支持，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对语言和文化迥然不同的日本，美国在战后实行了间接占领的政策，日本政府得以保留，一部分旧的保守势力也没有灭绝。这些人心中有一种极强的“日本政府继承性”的情结，随着美国间接占领的逐渐退出，这批势力开始为二战前的日本政府辩护。这种情绪的载体之一就是历史教科书。

　　右翼教科书把日本军国主义从战争犯罪者打扮成旁观者

　　时至今日，共有8家出版社在编写初中历史教科书，它们是：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清水书院、帝国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出版和扶桑社。其中东京书籍版本采用率最高，右翼学者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扶桑社版本采用率最低。

　　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开篇就写道：学习历史，并不是为了了解过去的事实，而是基于过去的事实，了解过去的人是怎样想的。不要认为历史是固定不变的，也不要用现在的道德来衡量历史。

　　在扶桑社的版本中，日本吞并朝鲜的历史也有记载，却没有写是殖民统治，对朝鲜独立运动仅仅一笔带过。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则采取了故意的混淆和歪曲。首先，“九一八”事变的原因被该书归结为日本经济困难，一定要保证“满洲”(东北)，中国排日运动高涨最终导致事变发生。之后“满洲国”五族协和、成为“王道乐土”……卢沟桥事变被写成：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有人向正在演习的日军开枪，随即日军和中国军队开战……南京大屠杀被写成：12月，占领南京，平民也有不少伤亡。这里还有一个注脚：“东京审判认定了日军1937年占领南京市杀害了不少中国平民，这就是南京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资料实际上疑点很多，对此还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到今天还在争论不休。”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看来，以往的教科书宣传的是自虐史观，使孩子对祖先没有崇敬的心情、对国家没有好感，招致邻国的弹劾。“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则是自慰史观，把日本军国主义从战争犯罪者打扮成旁观者。

　　聚焦“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目前在教科书问题上兴风作浪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于1997年，其创始人小林善纪是日本极右漫画家、《台湾论》的作者。这个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却迅速在全国发展了近50个支部，募集会员1万多人。其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虽然采用率不高，但其影响正在悄悄扩大。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得到了日本政府右翼议员和阁僚的支持，他们出席该组织的会议，公开发表讲话支持该组织。另外，日本其他保守组织也和“编撰会”勾结，如1997年成立的日本右翼议员组织“日本会议”、1998年成立的“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2000年成立的“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等。它们在中央和地方发挥政治作用，不断制造压力，帮助推广右翼教科书。“编撰会”还得到了丰厚的活动资金，包括三菱、日野、鹿岛等90多家企业和十几家财团为其提供了巨额赞助，该组织每年活动经费高达4.2亿日元(100日元约合人民币7.9元)。《产经新闻》等媒体为其提供舆论支持。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活动不只是编写宣传右翼历史观的教科书，还向文部科学省、出版社和地方议会施加压力，并且呼吁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达成一致，向各地的教科书选择机构———教育委员会施加影响，渐渐形成了一个能够渗透到全国各级教育机构的网络。去年8月26日，东京都教育委员会决定，从2005年开始，都立初高中连读学校白鸥高中要采用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东京都教育委员会的6名委员有5人选择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这6名委员中，委员长清水司和教育长横山洋吉都是“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支持者，四年前强迫都立聋哑学校使用这部教科书的决定就是他们做出的。经常在极右杂志《正论》上发表文章的右翼学者米长邦雄也在其列。

　　最近，“编撰会”甚至欲将其成员、扶桑社初中版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之一———高桥史郎送入埼玉县教育委员会。现在，日本地方的教科书选择机构正在进一步细分，越分越多，使得“编撰会”容易施加影响。目前他们采用的正是“化整为零，逐个击破”的战术，在教科书的“选择”阶段下功夫，重点进攻地方教委，一点一点地推广这本右翼教科书。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曹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