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籽的昙花

    ———追忆我的老师赵培桴徐培范

    在我的印象中，赵培桴老师总爱戴一顶鸭舌帽，冬天时围一条围巾，就那样很潇洒地围在脖子上。他的两个嘴角微微向上翘着，总像在微笑。而他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机会难得。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四方文化馆的群众文化 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尤其是美术活动：什么展览、讲座、写生……几乎天天有。每次活动结束时，赵老师总爱说：下一次是××讲座××展览，机会难得，望大家不要错过。久而久之，我们几个小字辈的就在背后学着赵老师的口气说上几句：机会难得。现在回想起来，“机会难得”这4个字决不是敷衍之辞，更不是现在那些不着边际胡吹海侃的广告词。在那文艺封闭的岁月里，就是北京也沉寂得很，更不用说我们青岛了。偌大的山东没有一所艺术大学，青岛寥寥几个高等学府竟没有一个开设艺术系的。不用说国子号的美术展览，就连省一级的展览都很少在青岛展出。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爱好绘画的青岛人，应该记得1962年轰动一时的“台西画展”，展期不到结束时，就被迫关闭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策划展览者和参展者多次被批斗。其实展出的作品在今天看来太平常了，只是台西区（即今日的西镇一带）几位青岛绘画者，从画报或画册上了解到现代派绘画的某些形式，仿照他们的画法，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便被视为大逆不道。在这种背景下，四方文化馆赵老师主持下的每一次美术活动，在当时看来都是弥足珍贵。

    四方文化馆的美术展览会一年不知举办多少次，虽说规模不大，但内容却很充实，目的也很明确———同仁之间观摩学习，或激励后进检阅前段成就。展览的形式倒是很简陋，展厅就设在文化馆的一楼进门在大房间里，规模稍大的就借用职工夜校的教室，或四方工人俱乐部的游艺室，几十个画框一挂，展出就开始了。不像现在，一搞展览必须领导、名人剪彩。当年的每个展览从策划到布展后的讨论都离不开赵老师，事无巨细，有时赵老师还得看守展厅。像张朋、梁天柱等在今天画坛上卓有成绩的诸先生的个人画展时常举行，就连我们这些刚起步的中学生的习作也时有展出。我记得1962年夏天，中学美术教师崂山写生的汇报展上，自己的作品也有幸登上展厅。因规模较大，展出的地点选在四方工人俱乐部的游艺室。自己的作品是第一次公开展出，我站在那幅画前久久不能离开，想到初始自己腼腆不好意思拿出自己的作品。赵老师并不因为我是中学还没有毕业的孩子就忽视我，而是像对成年人那样严肃地说：展出是你学习成绩的一次亮相，让大家给你提出意见有什么不好？每次展览会都预备一本意见簿，展览结束后，赵老师总是认真地检查意见簿上的条条意见。

    四方文化馆还不定期举办美术学习班，王名实回忆起他当年参加色彩讲习班的情景时，感慨万千。没有现成的教材，赵老师就自编教材，亲自动手制作色彩表。那本油印的色彩教材，王名实一直保存了好多年。当时招收的学员大部分是四方机车车辆厂、发电厂、国棉厂的工人，他们大都是厂里的宣传骨干。当时的王名实还是个学生，赵老师看了他的水彩画后说，现在正在办班，对你很适合，来上吧。不需要任何手续，更不需要钱。

    在为四方区的文化事业建设中，赵老师可谓殚精竭虑，他所作出的功绩实在让人佩服。他不仅为四方区还为青岛市，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美术人才。最具说服力的是四方文化馆雕塑小组所创下的业绩。1977年在赵老师大力支持下，以于家骧老师为首的四方文化馆雕塑小组成立了。并邀请了雕塑前辈李柯民老师为顾问。小组里总共七八个人，大都是年轻人。成立不到两年便代表青岛市参加了首届山东城雕展，接下来又经山东省选拔推荐参加了全国首届城雕展，在展览会上有4件作品获奖。小组成员有不少走上了雕塑专业道路，为青岛市、为全国的雕塑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化建设是一项缓慢繁琐而又艰巨的工作，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播种，到本世纪方看到收获和喜悦，然而还不是全部，我们的播种人却撒手人寰。

    为了写这篇文章，近日我与赵民生又造访了赵老师的家。上次去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转眼40年了。还是那所小楼，他们家仍然只是朝北的那一间，过道上摆满了做饭用的坛坛罐罐，从中穿行就像走在林中的小路，稍不小心便会被“树枝”勾住衣服。室内家具的摆放几乎还是40年前的老样子。只是增添了一个小冰箱和一架立式钢琴。使原本狭窄的小房间，显得更拥挤了。小冰箱塞在床前，还担当床头柜的任务。钢琴似乎多年没弹了，上面摆满了东西，其中有赵老师的一张黑白大照片，那样慈祥地注视着房内的一切。赵师母（她一再强调不让我们这样称呼她，要么叫“大姨”，临分手时，干脆要我们称她“老大姐”）见了我们非常激动，在访谈的两个小时内，几乎全是她一人在谈，谈赵老师，谈他们的家庭，更多的是谈她的身世。有两次我鼻子发酸，差点涌出泪水。她指着墙上的一幅水彩写生说：这是您赵老师给我留下的惟一的一幅作品。画幅有对开大小，画的是昙花。她指着我旁边说：就是这一棵昙花。我这才发现，在我旁边的桌子上，摆放了一盆直顶天花板的亭亭玉立的昙花。为什么一进门我没有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可能它与靠放在四周墙壁的老家具融在一起了，加上室内光线暗淡。这棵昙花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种下的，4年后开了第一朵花，然而这朵昙花并没一现即结束它的生命，而是结出一个鲜红色的元宝形的果实。赵师母讲述到这儿的时候，脸上闪现出这次谈话的惟一一次喜悦的光彩。

    “你们赵老师是不爱说话的人，不逼急了他是不会和你说的。”赵师母沉郁的声调，缓缓地诉说着。一次下雨他上班去，已经走到车站了他又返回来，一进家门便倒在了床上。原来前些日子在单位登高写宣传标语牌时，滑轮绳子松了，吊笼摔到了地上，吊笼里的他也被颠了出来，摔伤了腰，他却一直瞒着赵师母。这回，阴天下雨，腰痛得忍受不了，才躺在床上。

    在谈话过程中，赵师母一直重复说：“你们赵老师是个可怜的人啊！”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去理解这句话，如果单从表面看，确实是这样，房子住的还是那么一丁点，将老伴一人孤零零地抛在了世上，伴随着她的只是墙上挂着的他仅存的一幅作品。但从另一角度看，似乎又不是这样，在他的遗像前，摆放着他心爱的学生郭连训特意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工艺品。有一年，他另一个学生隋建国从北京来青岛开会，会议结束后都夜间11点了，自个的家不回，也要先来探望他。就在这一次的采访中，他的另一个学生张鸿宝（济南市美协主席）从济南打来电话说：千万不能忘记赵老师，我今天取得的成绩有赵老师的一份。他得到了这么一些好学生的爱戴，你能说他可怜吗？就在这次访问中，赵师母还说他到临终之前的几天里，在病榻上几乎说了一生的话，他对赵师母说：“我死在你的前面，我是幸福的啊！”

    在赵老师临终的那天傍晚，守护在他身旁多日的赵师母被亲戚劝说回家休息一晚。当她累得连衣服都顾不上脱趴在床上睡过去时，朦胧中听到赵老师在楼下呼唤的声音，起初叫的是女儿的名字，后来就是赵师母的名字了。她惊醒过来，赶快跑到楼梯的窗口，向窗外的街道望去，街道上空无一人。后来一想，不对。赶紧给医院打电话，值班护士回话时还说没有事，你在家好好休息吧。电话还没打完，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赵师母拿起了早已备好的衣服，赶到了医院，那是2000年8月10日的晚上，就在那天晚上赵老师在他的老伴的守护中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路程。

    告别时，我回首又看到了那棵亭亭玉立的昙花，我想到那棵鲜红的元宝形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