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物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成立于1999年3月15日，是目前中国大陆研究“二战”时期日本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惟一的研究机构。

　 　近期和慰安妇有关的事有两件：

　　3月18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的诉讼请求；在此之前的2月20日，一个叫朱巧妹的老人孤独地死去了，悄无声息。她是国内已知年龄最大的原慰安妇。

　　“慰安妇”的话题再一次引起我们的关注，3月25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生存现状

　　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慰安妇”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记者：慰安妇是您学术上的研究对象，一个课题而已吗？

　　苏智良：我不否认刚开始是这样，但这个伤痕被揭开以后，我看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触目惊心。没到过她们的家，你不会有真实感受，会和这件事有隔膜。一旦到过她们家，就感到应该帮她们一把，应该为她们实实在在做点事，（这是）良心和责任。

　　记者：她们的生活窘迫到什么程度？

　　苏智良：有些地方，在我们援助之前几乎到了无法维生的地步。大多数孤老一个人生活，有些受害者到晚年自杀……

　　记者：目前已知的还有多少人健在？

　　苏智良：公开身份的慰安妇幸存者还有39人。分布在黑龙江、上海、海南、山西、北京、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辽宁。最大的92岁，最小的71岁。但我估计隐藏身份的人数至少是公开身份人数十倍或十倍以上。

　　记者：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给每位受害者100元生活费，这对她们有多大帮助？

　　苏智良：她们大多生活在农村，这笔钱可保证她们的温饱。

　　记者：钱的来源？

　　苏智良：主要来自海外募集，国内募集的很少。直到2000年12月，我才收到国内第一笔捐款。今年到现在有两笔：国内一笔100块钱；另一笔是国外，是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500美元。凡是援助老太太的100块钱，我给收条。但他们不支付为援助而发生的诸如交通费、住宿费、劳务费，这些钱都是我们自己出。特别是在我们拒绝了“国民基金”后。

　　记者：您指的是日本“亚洲妇女国民基金”？

　　苏智良：对。这个赔偿是民间的，日本政府想通过这个基金会来赔偿。现在基本上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抵制这个基金，因为它很暧昧，我给你点钱你就不要再说话，它不是明确地作为认罪以后的赔偿。

　　记者：帮助她们的过程中，您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苏智良：一是人手，二是资金缺口。

　　记者：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慰安妇是如何帮助的？

　　苏智良：1998年，韩国建立了“日军慰安妇历史馆”，并把慰安妇集中在敬老院内，由政府统管……

　　敏感话题

　　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是否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呢？

　　记者：和您交谈我能感觉到您的疲惫，这种疲惫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苏智良：这几年比较麻木了，没有太大激情。最初的时候还会找援助。但人家一听到慰安妇首先就说这很敏感。所谓的敏感，往往是大家都不敢碰，因为要中日友好。中日友好应该说是个手段，不是说为了中日友好，什么都要顾忌。日本现在的嚣张，从根本上来讲，是否和我们的一再退让是有关呢？

　　记者：13年来，您觉得在认知上，或是对她们的态度上有所转变吗？

　　苏智良：应该说有所好转。这几年，媒体宣传，大家都知道后，逐渐的她们的压力反而小了。甚至照片被刊登出来后，也并不是我所担心的那样压力更大，这就是社会的进步。大家有一种宽容和比较有爱心了。感觉这样的老人太可怜了，应当关心、理解她们。

　　记者：既然如此，为什么朱巧妹（慰安妇）和李秀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时场面上会有那么大区别？

　　苏智良：事先我能够预感到这样的差别。对两者的态度差，造成了这样的差别。

　　记者：2001年您开始对慰安妇做法律公证，起了什么作用？

　　苏智良：2001年、2002年开始请国家公证处对这些老人的受害事实予以法律公证，永久地保全证据。因为人总会离开的，要以法律的形式来确认这个事情。

　　记者：到目前有多少人进行了公证？

　　苏智良：20来个。由于资金问题停下来。一些地方坚持收费，一些地方是山区，公证要车子接送，还要吃饭等等，所以有的地方一个人公证下来要两三千元人民币，甚至更多。只有上海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