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冷经热”，4个字高度概括了时下的中日关系。

　　从邦交正常化时的十几亿美元，到2004年的接近1700亿美元，中日双边贸易额32年来实现了惊人的连续跳跃，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也指日可待。

　　然而，中日之间如此密切的经济关系，却被一种与之并不相称的政治关系遮蔽了光芒。

　　近两年来，日本频频 抛出的单方面动作，让人感到中日“政冷”的阵阵寒意：日本首相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高层互访迟迟不能恢复；在东海能源问题上，日方抛开中方的共同开发建议，向中方提出过分要求，并威胁以武力解决；去年底日本推出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将中国视为“威胁”；农历新年之际日本政府宣布将钓鱼岛灯塔收归政府管理；日本甚至在日美联合声明中第一次明确将台湾问题列为日美“共同战略目标”……

　　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日本为什么对中国越来越强硬？中日两国如何突破“政冷”困局？今年3月，本刊特别邀请有关专家座谈，为困境中的中日关系把脉。

　　上篇：越绷越紧的中日关系

　　专家们普遍认为，日本在关系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或涉及国民感情的焦点问题上频频抛出的单方面动作，恶化了中日友好的气氛。目前的中日政治关系正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时期，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发展，2005年中日关系前景不容乐观。

　　中日民间感情陷于怪圈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刘江永教授：虽然中日贸易额持续增长，2005年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但中日政治关系目前几乎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在与中国的领土和海域之争中，以前的日本政府往往保持相对克制态度。而现在，日本政府似乎越来越不按常理出牌，从幕后跳到前台，以对抗的姿态强化日本对钓鱼岛及其他相关海域的实际控制。

　　在这一背景下，中日两国民众感情更趋恶化。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言论给中国民众情绪火上浇油。而这种民族情绪在去年8月亚洲杯足球赛期间酿成部分球迷的过激行为，并迅速通过各种传媒引起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强烈反感。日本内阁府去年10月《有关外交的舆论调查》表明，日本认为“日中关系不好或不太好”的人占61％，比上次调查上升18．1％；对中国“没好感或不太有好感”的人达58．2％，比上次调查上升10．2％。这两项调查结果都是迄今最糟糕的。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同年九十月间所做舆论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感到“很不亲近”和“不亲近”的人占53．6％，比2002年调查上升10．3％。其理由为“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占26％、“日本至今没有认真反省侵华历史”的占61．7％。这从一个侧面表明，近年来日本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对中国民众感情的刺激，似乎已超过日本侵华历史记忆本身对中国民众心理造成的影响。当前的中日关系不是能否升温的问题，而是如何保温，以免继续降温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冯昭奎：应该看到，国与国的关系是互动的。就拿目前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的感情摩擦来说，也存在一种互动关系。有日本朋友说，亚洲杯部分中国球迷出现过激行为的事件后，被日本媒体在国内大肆传播，日本右翼趁机以此为证据，说明中国人都是反日的。这样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刺激中国人民的民族情绪→中国人民的情绪在特殊事件中爆发出来。比如亚洲杯→日本右翼借此宣传中国人反日，引起日本国民情绪反弹→得到国民支持的右翼政府又做出刺激中国人民民族感情的事情→中国公众的情绪再次被刺激，有可能再次出现类似亚洲杯那样的事情。在这一循环中，日本民众看到的只是中国人的“反日”，却无法看到其真正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对历史问题的操弄。

　　日本对华政策军事色彩趋于浓厚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彭光谦少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日本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单方面行动，涉及的都是根本性问题，表现出强烈的进攻性和主动性，这是以前不曾有的。而且，日本将外交争端、经济纠纷军事化的趋势非常明显，对华政策军事色彩趋于浓厚。

　　日本在军事上咄咄逼人有如下表现：一、去年东京媒体公开讨论，中日之间发生战争有三种可能性，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能源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上日本有可能与中国开战，表明日本已在秘密规划，着手应对中日军事冲突；二、在去年出台的《防卫计划大纲》里，日本第一次公开地将中国列为影响地区安全的因素；三、日美“2＋2”（双方外长与国防部长）联合声明第一次将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台湾问题纳入双方共同战略目标；四、日本防卫厅制订西南诸岛防御计划，着手调整兵力部署，把钓鱼岛纳入防御范围；五、美日之间正在从日本冲绳岛经台湾到菲律宾方向建立一条海底监视系统，收集中国水面和水底的舰艇活动情况；六、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由日本海上保安厅来接手管理与维护工作，并扬言下一步在岛上建直升机机场，用于军事目的，未来还可能将美国拉进来，共同在岛上搞监听站等，使钓鱼岛问题更加复杂化和军事化；七、在台湾每年举行的汉光演习中，日本与美国准备共同插手今年的演习，进行作战模拟；八、日本扬言要军事干预东海能源问题；九、美国在亚太的海、陆、空三军指挥中心正准备向日本东京附近转移，东京及其周边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枢纽和指挥控制中心；十、日本还准备在日本最南端靠近台湾的下地岛建设反潜基地。这些动作都是在为干涉中国台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军事上的较量做准备。这些表现以前有，但现在是公开化了，值得我们关注。

　　合作在扩大，竞争更激烈，矛盾更尖锐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王珊：在大的双边关系中，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俄关系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惟独中日关系不仅没有发展，反呈倒退和逆转之势。有日本学者曾这样断言，如果按目前的态势发展下去，中日不仅不能成为战略伙伴，而且很可能重新定位，从伙伴变成敌手。

　　不妨从三个方面观察当前的中日关系：首先，中日之间的合作领域正在不断拓宽，双方在区域一体化问题上，在朝核问题上，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上，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都存在合作的共识。当然，仅有合作意愿是不够的，并不能保证中日能顺利走上合作发展的道路。

　　其次，中日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中日之间由于地理上接近，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从一定程度讲，中日之间的矛盾是结构上的必然。比如在能源问题上，中日都需要进口大量能源，日本“搅黄”了中俄石油管道的修建，在中东和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问题上，也是四处搅局。另外，在地区主导权上中日之间的竞争也渐趋激烈，对于中国早就提出的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建议，日本反应很冷淡。

　　最后，中日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最近的一系列动向足以证明这一点，比如历史问题，双方的民族情绪出现了某种对立，日方甚至要求中方修改历史教科书。

　　中篇：日本对华政策趋强的背后因素

　　日本为何对中国越来越强硬？为何在一些原本不是问题或者可以搁置争议的问题上屡屡挑起事端？为何频频触及中国核心国家利益？这里面，既有国际大背景的因素，也有国内小气候的作用，而其中的关键，还在于日本到底如何看待中国，是敌意的，还是友好的？

　　两个转型国家发生的碰撞

　　王珊：日本和中国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日本的转型主要是政治上的转型，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化，以前没有发挥的作用现在要发挥。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要在新世纪实现和平发展，两个转型国家出现了摩擦和碰撞。问题的核心在于，日本如何对待一个和平发展的中国。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中日之间一直是一强一弱，现在的日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从心理上坦然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有些日本学者曾向我表示担心，问中国和平发展后会不会实行民族复仇主义？我说不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针对本民族的发展历史而言，是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来看的。

　　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薛剑：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目前的复杂局面，有各种原因，其中一个主导性因素是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日力量对比正在不断朝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是客观事实。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日本的1／8，现在已接近1／3。这种情况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从未面对过的，日方难免感到不适应。鉴于中日两国近代那段不幸历史，日本国内一些人确实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采取对日本不利的政策，于是本能地要利用一些问题对中国加以牵制和防范。可以说，只要中国继续保持目前的发展势头，日本对华政策的这一消极面就不能完全消失。

　　另一方面，中国民众对日本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也不放心。这些年日本加紧推行政治大国战略，在政治安全领域突破的步伐加快。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政治日益右倾化，不时出现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众自然会对日本今后是否能与周边近邻和睦相处，是否会重走侵略扩张的老路产生严重忧虑。以上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交织，使中日关系固有的复杂性趋于突出。

　　刘江永：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中日在石油供求关系上从互通有无变为彼此竞争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中国自1993年以来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进口原油逐年递增。中日除了就俄罗斯石油管道的竞争外，围绕东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海洋划界问题的纠纷也给双方关系带来新的挑战。虽然小泉首相曾表示“不能将东海作为争执之海”，主张“日中合作”，但日方采取的实际行动则似乎完全相反。据报道，为对抗中国的东海天然气开发，日本政府已决定对日本划定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全面调查和钻探开发。

　　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的结果

　　刘江永：冷战后日本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政治右倾化抬头。所谓日本政治右倾化，主要是指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日本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政治倾向。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曾占上风，自民党内右翼势力受到党内外较大牵制。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局剧烈震荡。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社会党（现社民党）沦为小党，日本政界形成自民党和民主党鼎立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自民党保持第一大党的地位并可以联合其他小党继续执政。

　　自森喜朗执政以来，日本出现了保守政党执政中最右的内阁连续执政的情况，执政时间相对比较长，也比较稳定。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右翼亲台势力的影响明显增大。小泉首相上台以来独施组阁权，先后任用的经济产业大臣既是自民党内美化侵略历史的骨干，又是日本政界“台湾帮”的代表人物。台湾当局也认为在拓展对日关系方面有机可乘，竭力散布“台日”面临中国的“共同威胁”的谬论。双方可谓一拍即合。这就不难理解，李登辉为何欲以“观光”名义访日而在日本决策层内部未遇阻力。

　　外务省内的“知华派”受压，日本决策出现内阁中心及首相独断现象。随着森喜朗派在自民党内掌权，日本外务省负责中国方向的外交官也受到直接冲击。“知华派”经常被国内强硬派指责为对华软弱。他们的建议往往被对华强硬势力所否定。日本是一个“从众”心理比较普遍的国家。再加上人事竞争与政权更迭等内部任用制度，谁要与众不同地跟上司唱反调，只能受到孤立和冷遇。一些真心想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外务省人士，在国内政治右倾化压力下，发言权和作用相对下降，难有多大作为。

　　冯昭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整个社会思潮处于变化之中。现在，二战结束也近60年了，日本社会舆论和情绪认为不能总是以战败国的身分出现，在历史问题上不再愿意保持低姿态。过去，只要有大臣在历史问题上胡说八道，就会被撤职，日本国内也会有人出来批判，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整个日本社会要求摆脱战败国的身分，摆脱与此相关联的外交低姿态，在外交上不再示弱。

　　另外，小泉在国内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小泉在中日关系上出牌越多，就越反映出他在国内的政治劣势。小泉实施的改革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邮政改革、农业改革触动的是自民党的政治地盘，反而使民主党的势力上升，自民党的日子很不好过。小泉屡屡出牌，就是要触怒中国，挑动两国关系紧张程度升温，这时民主党内年轻气盛的保守派政治家就会跳出来，造成该党的分裂，因为该党的上层毕竟是比较重视中日关系的。对小泉来讲，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民主党，小泉要用中国问题来对付民主党。

　　王珊：从国内因素讲，日本民族主义呈不断滋长的趋势，这与日本国内的经济不景气，国民心态的焦虑、急躁有关系。另外，日本一些右翼正是利用了这种社会思潮推行对华强硬政策。小泉首相并不反华，他在多次施政演讲中也提到中日关系很重要，他既参拜靖国神社，也参观过抗日战争纪念馆，他在历史问题上言行并不一致，行动往往前后矛盾，这说明小泉的行为是受某种政治力量支配导致的结果。

　　日本进入新一轮扩张躁动期

　　彭光谦：日本对华政策的咄咄逼人，与日本的军事扩张传统也有关系。日本的对华政策正处于一个调整的关键期，或者说日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扩张躁动期。历史上，从丰田秀吉统一日本列岛起，日本进入第一次战略扩张的躁动期，三次发兵朝鲜，以失败而告终；第二次是从明治维新直到二战战败，将近80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年都没有停止军事扩张的行动，与中国有关的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为什么总是试图向外扩张？主要缘于它的岛国特点，岛国缺乏资源和战略空间，日本人不能满足于小岛生存，因此想摆脱岛国地位，成为大陆国家，这种心理在日本是深深扎根的。当然，对外扩张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二战后，日本主要通过经济手段达到扩张目的。但是，随着经济实力的强大，日本的政治野心也越来越膨胀，特别是近些年来，中日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日本担心自己在中日力量对比中处于下风，担心中国的强大削弱它的国际影响力，担心中国的统一切断它南下的生命线———它对遏制中国有战略需求。因此，日本新一轮扩张躁动是与遏制中国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美国因素不容忽视

　　王珊：美国因素是导致日本对华强硬的重要方面。冷战时期，中美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同盟关系。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下降。从美国的传统东亚政策来看，美国从来都是以次强来抑制首强，虽然中国还远未达到首强的地位，但美国的这种政策一直没有改变，日本正是借助了这种思路，不断强化日美同盟，干涉中国内政。

　　冯昭奎：由于日本战后一直将美国当成保护神，美国因素在中日互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也存在一个恶性循环：日本右翼越是夸大中国威胁，就越有理由靠拢美国；而越是得到美国撑腰，它对中国就越强硬；而只要中国回应右翼挑衅，它就越会夸大中国威胁。

　　彭光谦：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历来是控制和利用的，现在，控制的一面开始松手，想利用日本来制约中国的发展，这是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的。在美国以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为基本出发点的全球战略中，中东是当前的重点，东线只能靠日本，美国的另两个盟友澳大利亚和韩国都已表示不会插手台湾问题，只有日本可以利用。而日本又想借美国的势，搭顺风车，在美国的羽翼下进一步壮大自己，两者一拍即合。美国的新帝国政策与日本的新军国主义倾向正在合流，但结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下篇：面向未来 共同发展

　　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本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对日本也同样重要。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希望中日政治关系继续“冷”下去，那么，纾解中日“政冷”困局的着力点，又在哪里呢？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时，对加强和改善中日关系提出了三项原则和三点建议：三项原则即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三点建议是，第一，积极创造条件，促进中日高层的互访；第二，由双方的外交部门共同着手对加强中日友好进行战略性研究；第三，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中日对抗没有出路

　　薛剑：中国在日本对外关系全局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从消极面讲，日本要牵制和防范中国。但从积极面看，日本更需要与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如果日本对华政策走进与中国对抗的死胡同，也不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中国现在发展这么快，世界上主要大国都竞相从中国发展中捞取好处，在国际事务中借重中国的影响，日本与中国近在咫尺，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从地区政策而言，如果日本与中国闹翻，双方协调合作搞不下去，那么日本的周边外交恐怕也就彻底失败了，整个亚洲政策也就走到头了。因此，日本未来对华政策总体上将保持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协调当中有摩擦，合作当中有竞争，摩擦与竞争的一面较以往可能更趋突出。

　　当然，对中方而言，中日关系能否保持稳定和发展，也同样至关重要。我们今后处理中日关系，总体上还是要坚持从长远战略出发，贯彻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加强友好交流与合作，着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对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双方都需要冷静、理性对待，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寻求符合双方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妥善解决办法。

　　冯昭奎：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必须清楚，如果发生“台独”事变，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可以太平无事，但近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其安全利益与美国是有差别的。日本有些人无视这种安全利益的差别，一味追随美国，对日本是没好处的。所以，恰恰是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才符合日本利益。日本右翼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搞错了，昏了头。

　　在东海能源问题上，中国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要用和平方式解决。日本方面目前强硬一些，但是如果用战争解决问题，这就相当于两个婴儿去抢一杯牛奶，最终的结果肯定是牛奶被打翻。这一后果的严重性应该向日本说清楚，这个问题只能在最高层次的战略性对话中和平解决。

　　加强合作 共同受益

　　冯昭奎：中日之间并非没有共同利益，相反，中日合作的空间非常大。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可以进行有成效的合作：

　　首先是经贸合作。中国已经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曾在很长时间里是我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以国别而言是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日本经济的复苏带来了积极影响，被日本人称为中国特需，这说明两国经济非常互补。

　　二是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媒体比较强调中日争夺主导权的问题，实际上除北美自由贸易区外，世界上所有大的地区合作，都不是一个国家主导，欧盟就是多国共同主导的。现在由于中日关系不好，东亚区域合作由东盟在起主导作用，但是从经济比例来看，中日占到了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70％以上，中日之间的合作很重要。

　　三是东北亚的安全合作，由六方会谈开始，形成一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机制。

　　四是能源合作。日本最终会认识到，东海能源只能中日合作，共同开发，因为东海大陆架与日本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海沟，管道无法通过。只能把东海天然气输往上海，在上海液化后再运往日本。中日都从海外进口石油，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双方可以合作确保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另外，中日在石油储备问题上也有合作的空间。

　　五是非传统领域的合作，比如在海啸、地震、防非典以及打击洗钱、贩毒等跨国犯罪等方面，都可以加强双方合作。今后，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上升，中日两国加强合作的紧迫性也在上升。

　　另外，中日在信息技术领域合作比较好；文化交流也出现新气象，中国民乐在日本很流行，中国电影在日本受欢迎；中日地方之间合作很活跃，出现中央冷、地方热的现象；还有政党交流方面，中国共产党与日本自民党、民主党之间也正在建立交流渠道，去年来中国访问的议员人数是邦交正常化以来空前的，说明日本政治家中主张发展中日关系的人是很多的。

　　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在于扩大交流

　　薛剑：目前中日关系的一大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问题。这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日方如何正确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的问题。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如果他继续参拜，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都会超出我们的想像。这方面日方尤其要更多地考虑目前中日关系形势的特殊性和敏感性，顾及受害国人民感情，慎重行事。

　　王珊：目前，两国政府高层之间打不开局面，专家学者之间也呈现对立胶着状态，有专家提出中日发展关系的第三条道路，即中日之间能否通过民间交往来扩大友好，实现中日关系的改善，很多学者把这个作为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着力点，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现在的日本年轻人，都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1984年中日青年大联欢的盛景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印象，他们看到的也许只是中国人在日本的刑事犯罪，同时接受的是模糊的历史教育，不了解真实情况，因此也无法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在这种情况下，扩大交流很重要，让他们亲自来中国，来看看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了解事实的真相。

　　冯昭奎：历史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归根结底要着眼于国民层次上解决，整个老百姓能够提高认识，这需要通过相互交流才能解决，现代日本国民，不来看纪念馆，怎么知道过去的事情？单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尤其是有问题的教科书上是得不到这方面的知识的。历史问题不是一两句口是心非的道歉就能解决的，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不能因为历史问题破坏中日关系的全局。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