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科书为何老出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直是反映日本政坛动向的风向标。战后60年，日本历史教科书对历史、尤其是对侵略战争的评价一直在不断变化，透过这种变化，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总的政治倾向和未来走势。 　　

　　日本教科书的编选制度。日本 每个层次的历史教科书都是每4年推出一种新版本。实行的是民间申请编撰、国家审定版本和地方自由选择的制度。历史教科书版本确定下来之后，由学校的上级———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选择哪一种版本。

　　右翼代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于1997年，其创始人小林善纪是日本极右漫画家、《台湾论》的作者。这个组织成立时间不长，却迅速在全国发展了近50个支部，募集会员1万多人。得到了日本政府右翼议员和阁僚的支持，向文部科学省、出版社和地方议会施加压力，要求采用其编写的极力歪曲日本侵略他国历史的教科书。

　　教科书问题是怎么产生的。二战后，一些追求正义的学者编出了一批正确反映史实，积极倡导和平，否定军国主义的教科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看来，以往的教科书宣传的是自虐史观，使孩子对祖先没有崇敬的心情、对国家没有好感，招致邻国的弹劾。“新历史教科书”宣扬的则是自慰史观，把日本军国主义从战争犯罪者打扮成旁观者。

　　日本教科书问题根源。根源是战后没有清算干净的右翼势力和教科书“审定制”。对语言和文化迥然不同的日本，美国在战后实行了间接占领的政策，日本政府得以保留，一部分旧的保守势力也没有灭绝。这些人心中有一种极强的“日本政府继承性”的情结，随着美国间接占领的逐渐退出，这批势力开始为二战前的日本政府辩护。这种情绪的载体之一就是历史教科书。

　　歪曲历史 日本还要走多远？

　　“反日教育”源自日本。说“反日教育”源于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教材”产于日本。日本中学使用的历史教材每隔4年审定一次，迫于右翼势力“自虐论”的压力，出版社不断淡化和删改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罪行的记述。右翼学者还迫不及待地出版自己编撰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今年又是教科书审定年，韩国近日已就相关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媒体和出版物都是社会教材， 奉劝那位日本高官，还是关注一下本国改善历史教育的问题吧。其实，要想消解“对日反感”并不难，如果日本的“教员们”和“教科书”能节制自律，“对日反感”自然就会减少，中日关系也定能随之改善与发展。因为说到底，“对日反感”并不是对广大日本人民的反感，而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坚持为军国主义恶行张目、对极少数政客不断发表不负责言论的一种“精神反弹”。

　　歪曲历史者应早日悔悟。1970年12月，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情不自禁地向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双膝下跪，以示谢罪。当时，德国总理这个发自内心的“惊天一跪”震惊了世界，也让我深受感动。日本首相不顾世界特别是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一意孤行坚持屡屡到供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参拜，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同时，在其教科书上也是千方百计掩盖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凶残暴行，妄图割断年轻一代对这段人类惨痛历史的深刻认识。 从德国前总理的勃兰特的“惊天一跪”到日本对其军国主义暴行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承认和反思曾经的暴行，切实对人类作出贡献是完全可以得到全人类谅解的；而逆潮流而动一意孤行，企图以螳臂挡车，必定会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罪人，也是断然不可能得逞的。(人民网评论部 陈阳波)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