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送审的《新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关于与中国之间的历次战争，按该教科书的描述俨然全部是中国的责任，特别注重煽动对中国的仇恨；该书中充满了对他国的优越感、本国中心史观和亚洲支配观，其所有对外侵略都不被称作“侵略”，隐瞒对他国的加害事实，却大书特书日本的损失，将自己打扮成 了受害者；同时，为战犯鸣冤叫屈，鼓吹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侵略“造福”亚洲。（据3月25日《新京报》）

　　2001年，日本就曾有人利用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篡改历史。从新教科书透露出来的内容来看，其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可谓变本加厉。这一事件，引起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有正义感人们的普遍愤慨和强烈抗议。我国国内各大网站上，网民们义愤填膺，表示强烈反对。25日媒体披露，我国外交部正对此事进行具体了解核实，并及时做出反应。据悉，在韩国人倡议下，一些曾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准备联手将教科书问题提交国际会议。对付这样的事件，政治、外交、学术等手段的确都是不可缺少的。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手段，理直气壮地要求日本按事实真相修订教科书，是我们的权利。而在采取这些手段的同时，笔者认为，我们更应重视从文化层面予以对抗——面临历史被歪曲、道义被掩盖，文化是最好、最强的对抗。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用文化的方式解决，针对性更强，效果也会更佳。日本某些人如此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也许背后确实包藏祸心，是在为复活军国主义作思想准备。但就目前而言，这并不等同于军事的侵略、政权的颠覆、经济的掠夺等。其这种做法，是为了在下一代人中间培养起一种扭曲的“大和民族精神”，换言之，这可视作是一种欠缺理性和良知的日本式的“民族主义”教育。“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引自英国学者约翰·普拉蒙纳所著《两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确实，虽然人们明知某些 “民族主义”是不理性的、欠缺良知的，但往往也只能予以史实的驳辩和道义的指责，希望他们能够良心发现和理性回归。

　　要消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中所宣扬的这类恶劣的“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采取文化手段是不二法门——要通过建立强大的文化氛围，让这类歪曲史实、违背道义的歪理邪说无容身之地。譬如，我们应该致力于创作出《辛德勒名单》、《丧钟为谁而鸣》、《战争与和平》那样影响广泛的影视、文学作品，要将《拉贝日记》这样的书籍作为青少年案头的必备；我们应该像欧洲人纪念诺曼底登陆一样，隆重纪念抗战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让其成为全人类、特别是亚洲共同的节日，成为世界人民、特别是亚洲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一次盛会。我们应致力于建立一种文化氛围，让法西斯主义受到经常的谴责，没有抬头的机会。

　　笔者认为，应该说，在从文化层面着手，筑起国人意识中的“文化堤防”，以让国人勿忘国耻、警惕侵略方面，多年来我们做的并不够。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但我们至今仍然没有一部真正的反映中华民族那段空前灾难深重历史的史诗性、全景式作品。甚至，我们也很难看到一份抗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的完整名单。另外，保存下来的战争遗迹也不够多，祭扫场所往往也不尽理想。因而，人们对那一段历史，虽然只过了60年，但经常感觉“看”不到了，也触摸不着了，以至往往有“追思无地”之憾。

　　对待那段历史，对待那段伤痛，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不协调之音。如，2002年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电影《五月八月》，就曾被某些商家炒作成“第一部揭露中国女性被奸杀的南京大屠杀电影”。笔者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比遭受大屠杀本身，更让人深感耻辱的事件。

　　是的，我们曾经受到的伤害，必须嵌入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必须把反对侵略成为一种强势的文化力量。这样，才能有效预防、抵抗他人对历史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