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定华，76岁，吉林大学材料学院退休教授。

　　去年11月份，被诊断为胃癌晚期。

　　今年1月中，曾努力促成全麻活体捐赠自己所有的健康器官，但因有安乐死之嫌被拒。

　　此后其子为其办理遗体捐赠手续也未能完成。

　　3月6日晚，朱定华去世 ，未有任何器官获得移植。

　　3月9日，其遗体被火化。

　　3月6日晚，在吉林大学前卫医院一疗区325号病房，一个76岁的老人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在这个弥漫着浑浊味道的单间里，他熬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痛苦的6天。走的时候，深受癌症折磨的病体只有不到90斤。

　　老人叫朱定华，是吉林大学材料学院的退休教授。1月中，病痛中的他曾提出要全麻捐出所有健康器官。

　　3月9日，朱定华的遗体被火化，那个让他痛苦的、包裹着他曾希望植在别人身上得到延续的器官的身体，在炉膛里蓝色的火苗中，化为了一缕轻烟。

　　患了胃癌

　　最后的日子里朱定华对自己身体做了安排

　　3月8日，小儿子朱延辉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张小纸条。纸条是撕下来的巴掌大的一张笔记本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小字，字体倾斜着，但依然排得很工整，只是笔迹由浓变淡、越来越小，最后颤抖成了急促的锯齿状，好像写字的人已经耗尽了最后的气力。纸上写的是：

　　“1.遗体捐献可让学生直接实习（听说目前长春市一年还得不到十具）。

　　2.人死后再移植器官使用价值就差多了，最好在死前就准备好，全身麻醉，切开就立刻移植。

　　3.减少了患者的痛苦。

　　4.许多需要器官移植的人可得到及时治疗。

　　5、减少了亲属的痛苦。

　　6.减少了国家为我们的支出。

　　7.减免了火葬的浪费。”

　　这是在最后的日子里，被病痛折磨着的朱定华对自己羸弱的身体所做的安排。不知道面对着死神，老人心里是否曾有恐惧，但那字里行间透出来的冷静、那隐藏在说服式的口吻背后隐约的求恳，让人心中不由一颤。

　　想着老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眼里常常流露出来的复杂神情，朱延辉的眼圈儿一下子红了。

　　开始对儿子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

　　朱定华的病是去年年底发现的。10月份的时候，一向胃口不错的他突然吃东西没了食欲，吃什么吐什么。儿女们劝他去医院看看，但他也没当回事。在校医院做了B超检查，医生说是胃炎，给开了胃药。可吃药后，症状不但没有好转，似乎更严重了。他再次去了医院。

　　11月初，诊断结果出来了：胃癌。

　　让儿女们诧异的是，被“判了死缓”的朱定华却豁达极了，他说人生总有一死嘛，那毫不在意的表情似乎是别人得了胃癌。

　　也许就是从11月那个听到噩耗的日子起，朱定华便已经对自己人生最后的谢幕有了盘算。

　　他开始对儿子说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延辉，除了胃不好，我的心脏、肝、肾、角膜等等都是很好的，可不可以捐赠给别人呀？”

　　而儿子正琢磨着也许经过切除手术，父亲的病就会好起来，因此对他的话没有在意。

　　没了尊严

　　不希望别人看到他不能自理的样子，觉得等待死亡很没尊严

　　3月5日上午，吉林大学前卫医院，325号病房。

　　推开房门，一股浓烈的恶臭和药水味便扑了上来。朱定华被安顿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白色被子下的身躯瘦小得几乎看不出形状。

　　记者真的不忍心惊动面前的这个老人：他面色惨白，眼睛紧闭，脸庞瘦得皮包骨头，颧骨和眉骨高高地出来；床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些饼干和一个灌肠用的注射器，窗户上摆了一篮鲜花，可他连看它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虚弱得已经说不出话来。

　　护士端着药瓶进来了，似乎惊扰了他。他抬了抬眉毛，吃力地拉动眼皮，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睁开一条小缝。他看到了房间里记者这个不速之客，嘴唇上下蠕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眉头紧锁，似乎很不高兴。听到儿子朱延辉叫记者出去，他的眉头就舒展开来，眼睛又闭上了。

　　“我爸不希望别人看到他只能靠管子进食、大小便也不能自理的样子，除非是非常亲密的人。他觉得这样等待死亡很没有尊严。”朱延辉说。

　　父亲是个很有尊严、极讲原则的人

　　在朱延辉的记忆中，父亲是个很有尊严、极讲原则的人：

　　“那时我家生活很困难，因为我妈工资很少，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吃饭念书大部分要靠我爸。可他从不开口求人，即使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开口跟组织上讲过，更不要说提什么要求了。”朱延辉说。

　　儿子还记得父亲的一件往事：“上世纪60年代大学老师下乡搞社教，我爸驻扎在吉林榆树的一个公社，每天要下到各个生产队讲课。有一个生产队离公社特别远，要翻过几座山。为了尽早赶到那儿，他每次天不亮就出发了。有一次走到半途，发现前面路边有一个狼窝，而这是必经之路。如果往回走当天就会旷课，而旷课在他是不能容忍的，他就横着一条心，蹑手蹑脚地从狼窝旁捱过去了。”

　　在儿女们的记忆中，朱定华一辈子总在忙碌：在单位搞科研、带研究生；在家里照顾四个孩子和生病的妻子，想方设法让家人吃上点儿有营养的东西；有时候要出差到外地做实验，急急忙忙奔回家中安排，对大女儿叮嘱一番，然后带着一大堆实验工具就上路了，常常连坐票都没买上就上了火车……

　　这个充满活力的老人心中有一个计划坚定起来

　　吉林大学宿舍区里，许多人都记得那么一个“乐呵呵”的老头，“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出出进进，买菜做饭，闲不住。”

　　尝过生活无数艰辛的朱定华爱好非常广泛，除了专业上很有成果外，对体育、书法、绘画、唱歌都非常喜欢。退休后，他不像一些老人从此郁闷不乐，开朗的性格始终让他对生活兴趣盎然。

　　吉林大学退休协会有一个歌咏班，朱定华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朱的大女儿回忆：“爸爸舍不得花钱买歌书，青年时期手抄歌本的习惯一直保持到老。他有一本抄得满满的歌本，什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东方之珠》等等，他都会唱，他嗓子好、人又乐观，特受欢迎。”

　　这样一个充满活力、永远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得体的老人，在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后，那头几个难眠的晚上，当他安静地躺在床上，究竟都想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11月份，朱定华知道自己只能是在捱日子时，他心中的一个计划已经越发清晰、坚定起来。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狠狠地伤了朱定华的自尊

　　去年11月7日，医生在给朱定华做手术的过程中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不可能切除了，考虑到他此后的进食，就用造瘘术在他腹部安装了一根塑料胶管。

　　为了安慰和鼓励父亲，儿子骗他说手术很成功，癌细胞已经切除了。但很快，朱定华就明白过来，他的日子快到头了：手术后他的情况并不见好，还是吃了就吐，不仅如此，他发现自己的力气越来越少，手术前还能坐在沙发上看新闻，手术后坐着坐着就溜下来，不得不躺在沙发上听新闻。而且他还发现安插在腹部的管子，这是干什么用的？他很奇怪。

　　到了12月份，他一天不吃东西都不觉得饿时，他明白了管子的用处。医生说，他从胃到食道都被没有消化的食物堵死了，要维持生命，必须通过那根胶管直接往小肠里打食物和药物，靠肠子的蠕动来消化吸收营养。

　　这种维持生命的方式狠狠地伤了朱定华的自尊。

　　我要捐赠

　　担心高音唱不上去放弃了录歌的想法

　　转眼到了年底，朱定华让大女儿把孩子的复读机拿给他，他想录下自己的歌声，给平常最疼的孩子们作纪念。可他体质迅速下降，很快便连唱歌的力气也没有了。
担心着高音可能唱不上去，好强的老人于是黯然放弃了这个想法。

　　朱定华画过很多国画，那几天，他自己花了些时间，在作品里挑出了一些自觉满意的，让女儿出去帮他裱上。四个孩子每人一幅，还给远在四川的亲戚也寄去了一些，说是留作纪念。因外孙也很喜欢画画，他特意叮嘱，画纸、画笔什么的“都留给他”。

　　做完了这些，朱定华把目光望向自己日渐衰弱下去的身体。

　　那双曾经乐观的眼里如今满是求恳

　　“我爸身体非常棒，年轻时还是省里次轻量级的举重冠军，虽然70多岁的人了，还坚持洗冷水澡，出入都骑自行车，冬天也不例外，平时感冒咳嗽都很少。”看到每况愈下的父亲，伤心的朱延辉真不敢把他同半年前那个精神矍铄的老人联系起来。

　　第一次握着那根灌肠用的大针筒时，朱延辉心里难受极了，仿佛自己的胃也被东西填到了喉咙口。他遵照医生的指示，把12片饼干放在牛奶里捣烂，然后抽进大针筒里，准备往父亲的腹部打进去。

　　朱定华冲着儿子摆了摆手：“像我这样不能吃饭，不能运动，病也治不好了，活着有什么意义呢？你帮我去打听打听，看能不能像做手术那样，把我麻醉了，把我的健康器官切下来送给需要的人？”

　　朱延辉听了一愣，怔怔地望着父亲，看到那双曾经乐观和安详的眼睛里，如今满是迫切和求恳。他明白父亲是认真的。

　　拿着针管撩开被子，这一刻他清晰地看到了父亲饱受病魔摧残的身体：肋骨一根根凸显，腹腔的皮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没有一点肉。想起小时候曾以父亲的强健自豪，朱延辉不由得转过头去，内心涌出的悲哀不仅是对父亲的痛惜，更因为他第一次亲眼目睹到健壮身躯的残酷凋零。

　　那一瞬，朱延辉感同身受到父亲的痛苦，决心帮父亲实现愿望。

　　愿望遭拒

　　朱定华脸色灰败下去：去帮我办理遗体捐赠吧

　　问遍了周围可以问的人，朱延辉得到的都是类似的回答：“不能吧，这样的话不是安乐死吗？”一些人还质问朱延辉：“病人这样想不奇怪，可你这做儿子的居然还真帮着他找这种办法？！”

　　朱延辉没有辩解，可他感到有点泄气。

　　朱定华从儿子口中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一辈子没有麻烦过公家的他觉得只有求助组织了。校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情况之后，也觉得很难办，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告诉了媒体，“媒体应该可以帮助呼吁呼吁吧？”

　　今年1月24日，听说记者们要来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朱定华很兴奋，特意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自己还能下床走动了。“那是那段时期以来，我爸精神状态最好的一天。”朱延辉说。

　　当时采访过朱定华的记者说：“当时他看起来气色还可以，思路非常清晰，他谈到了活体捐献的几大好处，还拿出他以前的奖状证明他其他方面是很健康的，他在我们走的时候，反复叮嘱要早点给他消息。”

　　第二天，朱定华就在报上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消息：因为有安乐死嫌疑，活体捐赠目前在我国不被允许，但可以在过世后捐赠遗体。

　　靠在枕头上，朱定华的脸色整个地灰败下去。沉默良久，他终于开口了：“去帮我办理遗体捐赠吧……”

　　这话刺得朱延辉一怔，心里像吞了只苍蝇

　　朱延辉工作特别忙，而周六日有关单位又不上班。为了这事儿，还特意请了半天假。

　　去之前，朱延辉先给有关单位打了个电话，打听办理遗体捐献的程序。

　　没有预想中的安慰和鼓励，电话里的声音公事公办中透着生硬：“你们要是捐献我们可不给任何费用啊！———除了把遗体拉过来的租车费200块钱。”

　　这话刺得朱延辉一怔，好像自己是冲着那钱……心里像吞了只苍蝇。但想到父亲的托付，他决定还是过去一趟。

　　匆匆赶到那里，却被告知办理捐赠的工作人员临时出去办事儿了。朱延辉通过旁人给他打电话表明来意。

　　“那人说他得快下班时才能回来，到时拿《遗体捐献登记表》让我带回去填就行了。我因为还有些事情要去办，就请对方回来后看如果我没在把表放在办公桌上。可是等我再赶过去时，管事的人已经下班回家了，表也没给我留。”

　　一气之下，朱延辉不想再去了。

　　抱憾而逝

　　眼神里有一种希望燃尽后的冷静

　　剩下来的日子，朱定华的身体和力量迅速消退，朱延辉再也没听到父亲提那件事。他平静地忍受着痛苦，眼神里有安详和一种希望燃尽之后的冷静。

　　朱定华给医生和护士们的印象是“乐观，镇定”。
郝医生说：“这种胃癌病人，到后期一般都会腹腔积水，他也是这样，而且由于年老的缘故，腹腔积水速度非常快，所以隔一段时间都要做腹腔穿刺，以抽出积水；可他比其他病人要镇定得多，他从来没有烦躁的情绪。”

　　看护朱定华的护理工也很尊重这位病重的老人：“他情况非常不好，睁一眼都会觉得累，但他要大小便都会努力睁开眼示意我，免得弄到床上给我添麻烦。对于这样的重症病人，有时候难免有不周之处，但他从来没有露出过埋怨的表情。”

　　那一天，护工给打完针后的朱定华盖被子，没掖好，被套上的一根白带子肆意地在这位曾经的举重冠军嘴角上翘着，龇到他的鼻尖。显然老人很不舒服，但他只是慢慢地向右转动头颈，让那根白带子自己落下去。

　　朱定华整夜整夜地失眠，眼睛都是睁着的

　　父亲病情发展之快，是朱延辉没有想到的。

　　2月初的一天半夜里，家里人都睡着了。朱延辉想着父亲的病翻来覆去睡不着，走到客厅打开电视，突然看到父亲正在房间门口趴着呢，一脸的痛苦。

　　“他说他本来不想打扰我们自己去上厕所，没想到还是影响到我了。我赶紧把他抱起来……我第一次把父亲抱在怀里，却发现他是如此的轻……”朱延辉说。从那次以后，朱定华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过。

　　再后来，朱定华整夜整夜地失眠，儿子晚上去看他，几乎每次他的眼睛都是睁着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朱延辉哽咽着。

　　“那时，他说话已经含糊不清了，更没有力气拿笔在《遗体捐献登记表》上签字了。一想到这里，我连开口跟他说那件事情的勇气都没有了。”朱延辉说。

　　父亲走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

　　3月1日晚上，朱定华创口恶化流脓，再一次被家人送进了医院。那天晚上，他艰难地责备儿子：“这种没有尊严、生不如死的状况为什么还要维持下去呢？不是不让来医院了吗？怎么又来了？”

　　病房外，朱延辉透过窗户望着吊瓶，觉得很对不起父亲。

　　5天之后，朱定华走了。朱延辉说：“父亲走的时候，眼睛睁得很大。”

　　3月7日，记者打电话给朱延辉曾去联系捐赠的那家单位，询问老人遗体是否顺利捐赠，对方的回答十分干脆：“没拉过来呗，正常！”

　　许多人在等待中死去

　　器官移植

　　目前，在器官捐献与移植项目上，“供体器官来源不足”已成为我国医学界公认的问题。

　　据介绍，我国约有100万尿毒症患者，每年还有将近12万新增病人。这些患者中，有50万人可进行器官移植治疗，而实际每年能够进行移植治疗的不到5000人，也就是说在这50万患者中，只有1％的人能获得移植机会。

　　我国每年患角膜疾病的有500万人，其中有400万患者本可以通过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全国每年仅有700个角膜供体。

　　我国有400万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但我国目前惟一的“中华骨髓库”仅有5万多份捐献者的资料登记。许多人在苦苦等待中死去。

　　有关专家呼吁，脑死亡尸体是器官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之一，目前我国急需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给予支持。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世纪30年代起，世界范围内安乐死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一直在持续中。我国医疗界也一直有接纳“安乐死”的声音，表示不应拒绝这种符合人道主义的“放弃生命”。

　　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当事人为陕西人王明成。1986年，王明成为身患绝症的母亲实施安乐死，因此被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经高法审议后无罪释放。17年后，胃癌晚期的王明成要求安乐死，但被拒绝。2003年8月3日，他在病痛的折磨中去世，临终前表示，不能如愿很遗憾。　　作者：李湘荃

责任编辑：屠筱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