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第3期的上海《史林》杂志上，金恒源撰文《雍正帝篡位说新证》从几个方面论证自己的观点：现存遗诏满文部分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礻真，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雍正在当了7年皇帝之后，突然举出证据：康熙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1至3点间“急召”胤礻真，在胤礻真到达
畅春园之前的早上7点左右，康熙已将7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金恒源认为，如果这件事情属实，以胤礻真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礻真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7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也指出，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1月13日至12月28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75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康熙六十一年11月14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可见，康熙去世时胤礻真、隆科多并没有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了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康熙“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16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除了金恒源的质疑，雍正篡位的故事早已在民间演绎得活灵活现，高换婷曾归纳出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康熙帝弥留之际，想传位于皇十四子允礻题，便叫隆科多(雍正帝的舅舅)传旨，召回皇十四子。但因讲话舌头謇塞，当说到“十”字时，停了一会儿，方说出“四子”二字。这样一来，隆科多便钻了空子。故意大声喊道：“皇上有旨，诸皇子到园，不必进内，单召皇四子见驾。”就这样，皇四子胤礻真，继承了皇位。第二种说法是：康熙皇帝本意是想把皇位传给十四子允礻题，所以诏书里写了“传位十四子”的字祥。而胤礻真在舅舅的帮助下，偷偷把“十”字改写成“于”字。于是诏书里“传位十四子”变成了“传位于四子”，所以皇四子胤礻真便成了皇帝。第三种说法是康熙遗诏是康熙皇帝死后，胤礻真即位后几天公布的，这期间胤礻真有可能篡改了遗诏的内容。
研究清史多年的高换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一反驳了这些观点，尤其是流传甚广的第二种观点。第一，清朝对皇子的称呼，一般不会直呼四子、十四子等，而是在这些称呼之前冠于“皇”字，称他们为皇四子、皇十四子。按照这一习惯，遗诏应写成“传位皇十四子”。那么如果将其中的“十”字改成“於”，就念不通了。第二，清代“于”、“於”二字是不通用的，传位给谁，应该用“於”字，用“于”字也是说不通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当时文书制度来看，也不能令人信服。清代的文书，特别是清代前期的文书，都是满、汉文合璧的。康熙帝的遗诏，不用满文，只用汉文书写是不可能的。而用满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成的遗诏，汉文可以篡改，那么满文是不容易改的。所以说第二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满语是清朝的国语，康熙的诏书不可能只改汉文，不改满文。满文是竖写的，把“十”改成“於”是不好改的。高换婷认为，对于雍正皇帝继位之谜，目前还没有发现新的不同的档案文字，所以无法作出最后的定论；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现存的《康熙皇帝遗诏》是惟一的物证。上海市档案局的冯绍霆也赞同这个观点：“在只有传言的情况下，现存的《康熙皇帝遗诏》可能是比较接近真实的。”
关于雍正的继位问题，近代以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雍正是正常继位。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一批专著和文章有力地支持了雍正合法继位说，包括1985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出版的《雍正传》、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发表了《论封建皇权和皇位继承问题》、199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李国荣、张书才合著的《实说雍正》、2000年海外学者杨启樵教授撰写的《揭开雍正帝隐秘的面纱》。作家二月河也承认自己在小说里是戏说，“今天社会上流传的传位于十四子诏书的更动，绝不可能。第一，满洲人的诏书，像这样重大的国书是两种文字，改得了汉字改不了满文。第二，我们今天用的‘于’，在当时的民间有使用，但是在这样严肃的政治文件里，是不会用这个‘于’字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传位十四子，必须写传位皇十四子，在位次之前必须加上皇帝的皇，必须表示出民间与阿哥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从故宫的档案里，已经找到康熙的传位原件了，雍正得位绝对是正统的。”
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室主任杨珍认为，雍正虽未篡改遗诏，但是他在康熙病危前限制其他皇子的自由，有伪造遗诏的嫌疑；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认为，目前对于雍正作假的结论只是推测，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推翻康熙皇帝遗诏。
记者综合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媒介报道发现，《康熙皇帝遗诏》共有4份，其中两份在大陆、两份在台湾地区。针对记者的说法，高换婷认为，不排除其中有两份是底稿。因为按照常规，皇帝的圣旨一般都有专人起草，等皇帝提了建议后再正式盖章颁布。也许，只有将这4份《康熙皇帝遗诏》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够接近答案。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个空想。(本文采写得到上海市档案局、上海档案馆外滩新馆的帮助，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