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有大型企业支撑的“青岛模式”正在努力延展其民营经济欠发达的“短腿”，期望和以“温州模式”为代表、中小企业为主体、民营经济高度活跃的“浙江模式”实现“殊途同归”。与青岛相一致的是，包括杭州在内的浙江各城市也在向“青岛模式”学习。3月16日《第一财经日报》

　　众所周知，青岛企业给人的印 象是一个“大”字，在外资引进、大企业规模、品牌的数量等诸多方面，青岛都堪称是“大手笔”，而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经济特征是“活”，即民企数量较多，机制灵活，在创新能力与应变能力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而如今两者不是从地域角度，而是从机制互补角度对接，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方式。

　　看看我国许多省市的经济发展吧，动辄称之为“某某模式”，这种突出自己竞争优势的做法固然可嘉，但很多时候所谓的竞争优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则是“竞争劣势”，即使像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及后来提到的“泛长三角”和“泛珠三角”，如果不尽快打破以“近邻”这一地域性标准谈合作的“模式化”牢笼，终会有一天陷入发展困局。

　　青岛与浙江这种发展经济的新思路走出了模式化的窠臼，同时其协同效应也给我们不少启示。一是两种不同经济发展模式的“联姻”将促使政府部门角色的重新定位和职能转变，告别“模式论”，而以经济发展的现实和可持续发展观为依据来促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二是在服务型政府的引导下，对接两地企业将树立规模与活力并重，效率与品牌齐进的发展意识。

　　其实青岛与浙江此次对接“创举”更重要的意义，则是让我们，而更加注重从微观经济角度入手来解决“外部性”等系列问题，并为两地创造更多经济福利的问题。当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从事影响旁观者福利的活动时，往往产生外部性。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如果是不利的，则称为“负外部性”。青岛与浙江发展模式的融合其实不正是增加各自的正外部性，而减弱负外部性吗？温州民企或许可以通过效仿“青啤”的并购之路来使其外部性“内在化”，而青岛大型国企也可大力引起浙江民资进行股份制改造，从而实现真正“做大做强”的目的。

　　由此看来，经济发展根本没什么固定模式，区域经济合作也没有什么既定套路，只要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只要能够带来更高的经济福利，促进社会和谐，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当然，青岛与浙江对接效应短时间内不可能凸现，因为经济发展往往受历史与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青岛作为山东的一部分，其儒家文化与温州永嘉文化的差异，使得两地人民的价值观也大不相同。受此影响，两地企业的管理方式与风格都很不相同，加上发展环境的不同，这就要求两地政府与企业不能急功近利，而应具有“办一件事成一件”的务实作风。我们期待着青岛这一“国企大市”与浙江这一“民资大省”对接的成功，也期待其走出模式化窠臼的做法能给我国其它省市的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东方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