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山 　　

　　日本政府主管外交的高官日前在国会答辩中称，将要求中国“改善”在历史问题上的“反日教育”。乍一听，不知所云。细一想，确有解读必要。所谓“反日教育”中的“反日”，显然不同于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含义。如今所谓“反日”，根据日本媒体的说法，是 “对日反感”。“反日教育”可以理解为“对日反感之教育”。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对日反感”是怎样产生的？“反日教育”从何而来？笔者的结论是：“反日教育”源自日本。 　　

　　首先，说“反日教育”源自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说法来自日本。这个具有新涵义的词汇，不是中国发明的，可以算作从日本引进的新外来语。年龄稍长的中国人还记得，中日恢复邦交谈判时，中国领导人决定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说这样可以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还说要把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同日本广大人民区别开来。人们也不会忘记，邓小平亲自参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和签署，并亲赴日本出席条约互换仪式。近年来，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奉行睦邻友好政策，坚持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国既无搞“反日教育”的动机，更无实际活动。可见，说中国搞“反日教育”纯属凭空捏造。 　　

　　其次，说“反日教育”源自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教员”都身在日本。2001年之前，中日两国首脑互访并未中断，“政冷经热”也未出现。小泉出任首相之后，连续四年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再三伤害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中国人岂能不生反感？中国人的反感怎能不与“次(参拜次数)”俱增？由此而言，“反日教育”给人印象最深的“教员”非小泉首相莫属。还有一些日本二战老兵也起到了“教员”作用：每年“8·15”，他们都要到靖国神社，身穿军装、手执刀枪，耀武扬威地进行现场表演，如同在播放二战历史资料片，这也不能不勾起中国老年人的痛苦回忆，也令中国年轻人触目惊心、深受伤害。 　　

　　其三，说“反日教育”源于日本，是由于“反日教育”的“教材”产于日本。日本中学使用的历史教材每隔4年审定一次，迫于右翼势力“自虐论”的压力，出版社不断淡化和删改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侵略罪行的记述。右翼学者还迫不及待地出版自己编撰的歪曲历史的教科书。今年又是教科书审定年，韩国近日已就相关问题向日本提出抗议。媒体和出版物都是社会教材，日本的一些报刊源源不断地推出鼓噪“中国经济大乱”、“中国应该分为若干国家”、“日中战争是为拯救中国”、“打经济牌与中国对抗”等专题文章和“深度”报道。这怎能不令“教材”的中国读者们心生反感？ 　　

　　那位谈论“反日教育”的高官，还要求中国“改善”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展示方式。这更让人觉得荒谬可笑。到过以色列的人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大屠杀历史纪念馆是国家级研究和档案机构，无论是展示的规模，还是展示的细致程度，都明显超过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有谁听说过，德国人抱怨其展示方式是“反德教育”？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前，每年8月都要举行日本首相出席的国家级纪念活动。有谁听说过，美国人指责其活动方式是“反美教育”？　　

　　奉劝那位日本高官，还是关注一下本国改善历史教育的问题吧。其实，要想消解“对日反感”并不难，如果日本的“教员们”和“教科书”能节制自律，“对日反感”自然就会减少，中日关系也定能随之改善与发展。因为说到底，“对日反感”并不是对广大日本人民的反感，而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坚持为军国主义恶行张目、对极少数政客不断发表不负责言论的一种“精神反弹”。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