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宝庆

    大凡文化人，都是以为人师表的面目出现的，即使自己不如此，别人也会敬重有加。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平民百姓对文化人的尊重是登峰造极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等就是明证。其实，对于儒家思想积淀深厚的中国人来讲，我们更应该敬重文化人的 高尚人品和美好情操，而非文化本身。文化人中也有败类做过坏事，而且因为他们有文化才会使他们把坏事做得更绝。例如秦桧，经天纬地之才只能覆国；例如蔡京，笔下千钧只会害民。

    近读《明史》，对一些文化人的刻毒感悟更深。万历十七年，松江人董其昌考中进士，继而仕途通畅，在地方和朝廷均做过高官。今人忆起董其昌，大都知道其文化成就不同凡响，堪称与日月同光。他的诗文、书法和鉴赏人称“三绝”，无人可敌。《明史》称其书法绘画“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当时，一些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以能收藏到他的作品为荣，并四处炫耀。然而，这位艺绝四海名满八荒的文化名人却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流氓。

    董其昌做官后大部分时间赋闲在家，国家有俸禄，自己有润笔，集富豪、乡绅和雅士于一身。他生活骄奢淫逸，他曾用尽心思将一个同僚的孙女娶来做妾，并强暴了小妾的妹妹。他家有良田万顷，却极少向政府纳税。为了扩建豪宅，他逼迫附近百姓搬迁。为了牟利，他开设妓院，《明史》称他“造娼院以牟利”。

    上梁不正下梁歪，董其昌的儿子董祖常带家奴在松江地区奸淫抢劫，恶迹斑斑。由于民愤极大，有人将董氏父子的劣行编成《黑白传》，一时间在民间流传。董其昌怀疑是一书生所为，将其捉来私设公堂万般凌辱，终使书生命绝。这还不算，董其昌还将书生的母亲和使女抓来，剥其衣服，“鲲其发，并及下身”。民愤终于爆发了，万历四十三年，怨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大火烧了董家府第，董其昌带着家人和奴仆连夜奔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民抄董宦”事件。

    对立统一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准确的，在文化人中，有董其昌之流，更有品行高洁的文化人。与其同时代的徐光启就是一例。他和董其昌乘一条船赴京赶考，做官后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力图转变学风，关注知识分子在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分化和作用。他严束家人不可仗势欺人，与人友善。徐光启逝世时，“盖棺之日囊无余资”。他的高洁品德令董其昌之流更见卑劣。

    社会机制在转变过程中会造成文化人思想的急剧变化，可能会出现董基昌，也可能会出现徐光启。在这个过程中，有个人品质修养锤炼的重要因素，但终究是受制于社会和时代的。任何时代的进程中都可以造就有才华却品质低劣的文化人，也能造就有才华而品质高尚的文化人。而作为文化人，洁身自好，坚持操守还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