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所受的良好教育与他们那种桀骜不驯、敢于突破传统定见的性格相结合，正好使这些“文化流浪者”在这个时代具有了超常的创造力。哪个城市拥有了这个阶层，哪个城市就有发展的动力。

　　城市是定居人口的汇聚地。

　　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离的政策，流动人口一向被视为对城市正常秩序的威胁。这套计 划经济的思路，在今天这样高度城市化的时代，还没有完全改变。

　　纵观人类历史，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人口由动变静。但由农耕社会转入工业社会，人口又由静变动，其中城市是促进人口流动的主要制度基础。英国工业化初期，城市生活环境恶劣，人口平均寿命短促，城市人口本身无法维持既有水平，全靠农村的人口不停涌入，才得以维持城市化的进程。没有这些流动人口，就没有现代的城市化。一个有生机的城市，大门永远是敞开的。

　　但城市真正的动力，恐怕还在于精神上的流动性，或者说流浪的气质。美国目前几个最有创造性的城市，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等，都具有这样的精神气质。2000年，保守主义评论家David Brooks写了一本《Bobos in Paradise》，提出一个新概念“波波”（Bobo），即Bourgeois Bohemians（波西米亚中产阶级）。接着，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地域经济学家Richard Florida出版了《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两书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城市的流浪精神。

　　Bohemians这个词，意译应该是流浪者，指的是一些流浪艺人、作家。在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个词特指新一代有文化的反叛青年。提起这些人，大家马上会想起嬉皮士，想起当时校园的反战运动、性解放、吸毒、摇滚乐等等。总之，这一代人挑战既有秩序，反抗权威，脱离了传统的事业格局，成为不为现有体制所容的流浪者，并变成一股社会的颠覆力量。

　　但是，美国社会对这一代宽容了。很快，这一代人进入中年，开始主宰社会。当他们逐渐变成社会中坚时，美国正好赶上信息时代的革命，产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技术突飞猛进。他们在大学所受的良好教育与他们那种桀骜不驯、敢于突破传统定见的性格相结合，正好使他们在这个时代具有了超常的创造力。最后，他们从自己要反叛的社会中大发其财，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中产阶级，即所谓“波西米亚中产阶级”。Richard Florida指出，这样的阶级，实际上超越了60年代那一代人，如今成为“创造阶级”。他们在精神上没有定居点，变化不定。但这也是他们的创造性所在。哪个城市拥有了这个阶层，哪个城市就有发展的动力。原来对社会有颠覆性的力量，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中国社会其实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年北京有圆明园的“画家村”，如今又有宋庄、望京等自由职业者的聚居地。有关部门对这些地方总是再三提防，甚至清理取缔。总之，这样的地方似乎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威胁。

　　其实，真正有动力的城市，要仰仗这些社区和人群的存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流浪者，如同当年美国的“波西米亚”流浪族一样，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有一技之长；第二，他们认为现有的秩序限制了他们的才能，必须突破；第三，他们放荡不羁、独往独来，不肯居人之下，专注于自己的创造。在经济的守成时代，他们会成为愤世嫉俗的“多余的人”。但是在经济转型的开创时代，他们如鱼得水，很快融入主流社会，带动全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今的中国，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经济正处于脱胎换骨的转型期，是开拓者的时代。一些文化流浪汉的聚居地，也应运而生。认真调查一下这些小社区的居民成分就明白，这里的人，大多还属于社会边缘性人物。他们还没有取得成功，甚至没有固定职业，生活非常不稳定。但是，也正是这些人，绝处求生，满脑子疯狂的创意，充满了要征服世界的野心。他们之中，许多人最后会成功的，会因为自己的创造力，成为百万富翁，搬出这样的社区，登堂入室。但是，他们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时期，常常就是他们居住在这样的社区的时期。

　　对这样的社区管理过于严苛，甚至加以打压，会使我们无形中失去一些潜在的文化产业。比如卡通片产业，我们的画家，常常被日本的厂家拉去，充当卡通片的廉价劳工。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兴起，更给这些文化流浪者提供了新的创造空间。

　　精明的城市管理者，不会排挤这样的人才，而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来吸引这些人才。让这种文化流浪精神，给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薛涌）